天人相参：中国文化的智慧

    近代以来，以“知识就是力量”为先导的启蒙理性开始成为人类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思想基础，最大程度释放了人的生产能力与创造能力，带来了现代化的巨大成就。然而，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其负面影响也日渐成为阻碍人类走向更高发展层面的巨大障碍。与启蒙理性驱动下形成的“征服自然”理念相比较，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维中的天人相参思维可以裨补西方理性至上思维的缺陷，为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现代化问题提供中国式解决思路。

从道法自然到天人合一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有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精确地概括了殷周时期中国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历史上每次重要的社会变革，最后必定要体现在制度与文化的革新上，殷周之际社会变革体现在文化更新方面的重要内容就是传统天人关系的革新与重构，其结果是到战国末年形成天人相参思维。天人相参思维的早期逻辑演变过程先后经历了由天命至上向道法自然的转变、由道法自然向天人合一的演进。

    在西周以前，天是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的结合，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主宰。经历殷周之际的社会历史剧变之后，周人深刻反思商朝失败原因，认为殷商由于不行德治而失天命导致灭亡。殷鉴不远，故西周时期特别重视天命观念。随着周人理性思辨能力的进一步加强，《尚书》提出了“天命靡常”的疑问，开始对天的神圣属性产生怀疑，进而提出“以德配天”的新思路，打破了传统天人思维中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并重的均衡。随着以宗法制为基础的西周家天下权威的日渐衰落，这种天命怀疑论思潮不断发酵，人们开始逐渐以理性为工具，对神圣主宰之天的权威进行全面的祛魅运动。这种思潮发展到极致，由道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完全褪去了天的神圣外衣，让其从属于道与自然，在天人关系中完成了从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共同作为人与自然的主宰向理性之天单独作为人与自然主宰的转变。此后，法家更是进一步把理性原则功利化。

    然而，神圣传统的失落，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伦理底线的失守。正如孔子所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人们在现实生活与精神层面上被双重放逐天外。痛定思痛，思想家们开始结合新的时代主题对理性至上进行反思，为恢复社会稳定与心灵宁静寻找新的理论根据。

    孔子通过恢复周礼，开启了重新寻找历史人文传统中合理因素来服务于时代需求的先河，同时提出仁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新观念，为理性与传统的和解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进一步寻找失落的崇高奠定了基础。由于孔子处于理性至上的鼎盛时期，所以在天人关系上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子罕言性与天道”。他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生活中伦理与秩序的重建。

    孟子继承孔子恢复传统与开拓创新相结合的思维模式，进一步从思维观念重建的角度提出“尽性知天”的思路，将知天（即把握天道）作为人类性善修养的归宿，这样就为孔子发轫的伦理重建运动寻找到了精神家园，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理性思维与神圣意识重新找到和解之道，以此来救治理性滥用对世道人心所造成的破坏。孟子的智慧被后世学者继承并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表述，成为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想的标志性理念。

从天人之分到天人相参

    发轫于孟子的天人合一观念实现了对理性滥用反思的理论突破，在此基础上，以荀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们进一步在实践层面对理性至上思维进行清理与修正，将天人合一观念内化于具体的社会实践原则中，形成了天人相参思维。

    荀子对天人相参思维的论述，从提出“天人之分”观念开始。长期以来，人们望文生义，把荀子的“天人之分”错误解读为“天与人相分离”，进而引申出“人定胜天”理论。其实荀子从来没有说过“人定胜天”，他只讲天人相参。准确理解荀子“天人之分”的关键在于“分”之含义不是动词“分离”，而是名词“职分”，因此“天人相分”是指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责，要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运行，天不能随意降祸赐福于人类，人也不能影响天的正常运行。荀子的天人之分，既保留了经过孔孟反思界定的理性思维革命的成果，又重新确定了理性使用的范围。

    完成对理性使用范围的重新划界后，荀子又将人的主体性引入天人关系思维中，形成天人相参思维。这一过程又分为两步：首先，在界定天人之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出天地人之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指出天有四时变化，地有万物出产，人能治理社会，三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其次，突显人的主体性：“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这就在分清天地人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人可以与天、地相参，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人要合理利用理性来处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荀子论述的天人相参向上将理性原则注入到神圣之天中，使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重新握手；向下将理性原则转换成礼义之统，注入到人的主体性觉醒中，从而使人的主体活动在把握好自我界限的基础上，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天地人和谐互动，共同发展。

    正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式天人相参思维，可以在把握好自然界永恒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界保持敬畏之心，合理运用自然资源，在与自然界的共生互长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发展。这一模式可以为解决由启蒙理性所引发的现代化问题提供中国式思维智慧。

天人相参与现代化弊病的中国式救赎

    肇始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使人类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迅速转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人们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开始受到自然的反抗。今天我们正面临着由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现代化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日渐严重的生态危机甚至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些现代化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在启蒙理性主导下形成的征服自然理念。这种理念是对西方哲学二元对立思维传统的反动：在摆脱中世纪神学思维束缚后，启蒙理性进一步解决西方二元对立哲学传统造成的物我两分，采取了人对物的主—奴式思维，用人的一元主宰思维强行弥合了二元对立思维，从而在带来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导致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二元对立与一元主宰交错影响下的西方思维所形成的困惑，中国式的天人相参思维提供了一种三元生成的新思路。在这种三元生成思维下，西方的人与自然二元关系被扩大到人与天（道）、人与自然（地）的三方二重关系链条中。这样就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多了一层人与天道（包含神圣性与理性的双重内涵）的关照，就可以避免片面追求效率而牺牲长远利益的弊端；同时，人作为天道与自然的中介，主动把握二者的不同规律，然后共同参与天道与自然的变化生成过程，保留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性觉醒的思维进步成果。

    陆九渊有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面对现代化所引发的近代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作为西方哲学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始作俑者，康德说：“有两种事物，征服了整个精神的历史，我们愈是思索，就愈难以抑制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灵的法则”，表达了与中国传统天人相参思维同样的精义。因此，我们要善于将古今中西的经验加以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为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出极高明而道中庸，极广大而尽精微的创新思维。

    （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