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里的辉煌画外的感悟

    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特展》近日在国博拉开帷幕。这次特展展出了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蓬皮杜中心、奥赛博物馆和毕加索博物馆的十幅镇馆之宝，从写实主义到印象派，可谓一部浓缩的西方美术史。我流连其中，令一幅幅历史画卷浮现在脑海。

    克鲁埃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像》创作于1535年，“骑士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穿着豪华，仪态潇洒，其华贵气度和威严神态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弗朗索瓦一世即位时，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发展，文艺复兴运动抬头，科学研究体系初步建立，他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位文艺复兴式君主，兴修了卢浮宫、香波堡并扩建了枫丹白露。此时处于明朝中叶的中国，皇权旁落、皇帝不朝、相权鼎盛。十六世纪，中国尽管站在封建文明的最高峰，依旧拥有强大的政权，繁荣的经济。然而，昂扬奋发的民族精神早已消失殆尽，社会封闭守旧，中西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本质变化。

    图尔的《木匠圣约瑟》创作于1642年，描绘了一个孩子（耶稣）在深夜为正在做木工活的父亲（约瑟）照亮的情景，约瑟与耶稣眼神交流蕴含着超越血缘、宗派和文化背景的慈爱。里戈的《路易十四像》创作于1702年，刻画出太阳王路易十四不可一世、至高无上的架势。十七世纪的法国封建专制达到巅峰，宗教因其衰落急于寻求亲民路线，路易十四以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法兰西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使法语成为整整两个世纪里整个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使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文艺中心。在遥远的东方，康熙幼年即位、威名赫赫，他削三藩、战沙俄、收台湾，开创康乾盛世。西方出现中国热，路易十四曾向康熙派出使节，还曾给康熙写过一封私人信件。

    弗拉戈纳尔的《门闩》创作于1777年，讲述了一个永恒经典的故事——爱的征服，通过色彩和光亮将动态事物画得栩栩如生，将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各种思潮和政见，欲望和抱负激荡交锋，激进的社会与政治动荡最终导致法国大革命。中国则逐渐步入乾隆时代晚期，官场结党营私、军队营务废弛、财政国库亏空、阶级矛盾激化。

    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和《秋千》创作于1876年，十九世纪下半叶巴黎变身为大都市，宽阔的林荫道、时髦的社交场所、咖啡馆及夜总会，无一不成为画家们的新主题，着力刻画欢娱的瞬间和安逸生活的乐趣。此时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灾难深重，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毕加索的《读信》创作于1921年，描绘两个身材魁伟的男人并肩坐在石头上读信，记录了一段关于绘画与文字友谊的往事。莱热的《三个肖像的构图》创作于1932年，描绘了三个年轻女子与梯子和绳子的组合，她们目光冷漠，毫无生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社会问题突出，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对未来缺乏信心。而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内外交困，无数仁人志士或辛酸或愤懑或彷徨或坚定地在这峥嵘岁月中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皮埃尔·苏拉热的《油画》创作于1956年，由许多横竖交叉的黑色条纹组成，试图摆脱一切意义、象征和情感的表现，是抽象艺术史中的代表作。在1970年创作的《斗牛士》中，毕加索挣脱了绘画和雕塑长达五个世纪之久的通用规则，根据心情、喜好及情感将作品中人物的身体和脸分解重组，体现出自由的风格。法国在二战后走上经济振兴之路，经历“光辉30年”（1946—1975年）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跻身西方七大工业发达国家之列。高速增长的经济刺激了更为奔放自由的艺术表达。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始终处于运动和不安中。

    任何一幅作品都无法与其诞生的社会背景割裂开来，都表达着对现实的理解和感悟，都是人类文明上下求索的见证，作品和时代两者各自的辉煌与苦难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