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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是个根，它是农耕文明留下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然而，伴随热潮涌动的城镇化运动，曾经美丽的村落归于寂静、渐渐隐去，乃至改变了容貌。
“中国村落消失的速度，比预想要快得多。”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黄忠彩说。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02年-2012年，我国自然村由360万个锐减至270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万个自然村，其中包含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
统计数据呈现的“消失”，其中有一部分是村镇合并、更名带来的，并不是物理层面的真正消亡。然而，村落景观的凋落、山水体系的破坏、民居建筑的衰颓，以及大量以“文化”之名的乱搭乱建，却是摆在面前的。投身古村落保护二十多年、走过几百个村落的张安蒙说：“那些我们不止一次去过的古村落，却让我们有一种‘一次不如一次’的感觉，这让我们十分担忧：古村落的生命还有多长？”
保护与发展，能否共存
在“2014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高峰论坛”上，浙江永嘉县岩坦镇岩龙村、广东东莞市石排镇塘尾村、山西省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等11个村庄获颁“2013年度中国景观村落”。这项启动于2007年的评选，已成为国内古村落保护界的重要活动。
“古村落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在一个地域边界内聚族而居，有家族血缘性和区域地缘性；村落择吉而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融诗情画意于村落园林景观之中；村寨里有创业始祖的传说、遗训族规、家族大事记的庆典和缅怀先祖的祭祀活动等。”张安蒙说，“这些村落在漫长的朝代兴替和历史变迁中顽强生存下来，它们是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2007年，身为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的张安蒙，推动了中国景观村落的评选。她希望持续并且深化这项“屋脊与根”的事业，让社会、让政府、让更多的村民知道古村落的价值，从文化景观的层面理解古村落，尽可能多地抢救一批优秀古村落。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必然的，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古村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但是我们必须保护！那么，哪些必须保护？哪些必须抢救？保护能否利用？利用如何保护？”在张安蒙看来，这些问题必须抓紧厘清，在实践中总结完善。
黄忠彩说，目前许多村庄面临着“四化”趋势，一是“速溶化”，村庄在造城运动中被拆，迅速“溶解”；二是“空村化”，人走村空，逐渐消亡；三是“空心化”，村里的历史、古迹、文物等陷于湮灭；四是过度商业化，缺乏科学规划，以“保护”的名义乱搭乱建，破坏了古村落的景观。
当古村落成为景区
今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在提升自然村落功能基础上，保持乡村风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保护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和民居。
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古村落的保护。“田园将芜”，与之相伴的文化记忆也将不存。如何激活古村落的遗产，提升自然村落功能，让古村落在保护和利用中得到发展？
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安蒙走进湖南岳阳楼80公里开外的张谷英村，一座规模宏大的连片大屋和自明代以来聚族而居的古村落由此走到世人面前。“几年前重回张谷英村，我深深地自责，我发现了她，却害了她。”张安蒙告诉记者。自1992年以来，张谷英村的开发已经三易其主，每一次都热情投入，每一次都以提前终止合同、更换开发商告终。
“曾经的张谷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张安蒙说，违章搭建、盲目建设破坏了村落景观和人文内涵，大量的村民被迁了出来，大屋里常年居住的村民越来越少，溪水断流、垃圾成患。在一轮轮的开发热情中，政府、百姓、开发商三者之间始终没有找到最佳的共赢模式。矛盾激烈的时候，春节的旅游旺季，村民十几辆摩托车横在检票口。“村民觉得，你来，我的生活应该得到改善；开发商觉得，我来，天经地义就是要挣钱的”，村民从开发商的投资中得益很少，生产生活条件也没有得到改善，自然从期待转向失望、进而拆台。
“古村落是村民世代生存繁衍的根基，代代相传，才有了古村落文化的传承。把村民全部迁走，那样的古村落靠什么承载文化？”在张安蒙看来，保护古村落，一定要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让他们从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中得到实惠。政府和开发商，不妨先在农村垃圾处理、环境整治等方面好好下功夫，而不是急于拆建。
莫让“文化”伤害了保护
什么样的村庄可称为“景观村落”？张安蒙介绍说，它们要有优美的山水环境，一般有数百年以上的建村历史，有一定存量的传统建筑和人文景观；村落的布局与自然和谐共融，不仅构筑了一个有利于子孙后代和谐生存繁衍的社会空间，而且营造了一个富有诗意和哲思的精神家园；它们在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中，承载着村落乃至中国农耕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丰富历史信息。
张安蒙认为，古村落的保护，认知是关键。她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景观村落评审委员会正在制定一套古村落价值评估体系。“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但很多地区的实践都有教训：缺少研究。如果没有真正认识并且解决古村落面临的问题，文化的口号喊得越响，反而是一种更糟糕的看不见的伤害。”
张安蒙用“结庐在人境”来描述这套古村落价值评估体系——“结”，规划；“庐”，建筑；“境”，环境，这些是村落的物质结构。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村落的文化基因和人的因素。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筑中的文化系统、刚柔相济的礼俗系统、管理和调谐系统、村落脊梁和教育传系等村落的非物质构成。
有意思的是，村落的管理，被作为一项因素单独列了出来。“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重要，更重要的是经营。”张安蒙说，经营一个村子和经营一个企业，核心价值理念是一致的。村落需要可持续的发展，村落里的村民也需要发展。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依托独特的村落资源，实行村民自治的保护模式，既让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提供了一片和谐的旅游休闲胜地，也让当地百姓获得了切身利益。
令张安蒙欣喜的是，“景观村落”的探索，让不少古村落焕发生机。她告诉记者，评审委员会正在筹划重访前三届评选出的“景观村落”，进一步完善价值评估体系，发现问题，也希望总结出一些好的模式。“关键是村落的骨骼肌理还在，村子的人还在；格局在，载体在，山水关系还在。”在她看来，读懂了这些，才能读懂古村落这本大书，也才能保护好、经营好古村落。（本报记者 颜维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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