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小学和母亲

【引子】

    3月22日，《光明日报》新传媒版上一组关于“光明博客牵线 老教授寻得启蒙师”的报道感动了无数读者。75岁的中南大学退休教授陈赫通过同样爱好诗词的博客好友——武汉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罗亚田的一篇博文，寻找到了阔别66年的小学启蒙老师汤懿德。

    与启蒙恩师通话后，陈赫在光明博客贴出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面印着“长沙市私立三一小学校第十九班师生合影”。照片里，除了跨越60载再度重逢的陈赫与恩师汤懿德，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曾在三一小学就读的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陈漱渝。

    据陈赫介绍，拨通老师的电话自报家门后，汤懿德乍一听到“陈赫”的名字后，并没有太深印象，却仍记得陈漱渝及他的母亲——“记得你可能是与陈漱渝同班”。

    陈漱渝告诉光明网记者：“因为汤老师和我母亲有很密切的交往，所以可能她记得起我来，却不记得陈赫。”

    如烟往事，历久弥新。年届七旬的陈漱渝向我们回忆起60多年前的故事——

母亲把教书和托儿放在了一块儿

    抗日战争时期我读小学，早年在湖南凤凰，抗战胜利后回到老家长沙，大概在1946年到1948年间，就读于离家最近的长沙三一小学。三一小学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因独具的宗教色彩，成为当时长沙最有特色的小学。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做礼拜，讲讲圣经故事或表演宗教剧。学校为吸引孩子，偶尔也会发些零食、小画片儿。印象中，那时还收到过救济粉或牛奶等美国援华物资。

    那时候学校规模没那么大，没那么多教室，还是复式教学。比如老师讲二年级课时三年级在做作业，三年级上课二年级做作业，都是一个老师，在一个教室里。

    我们现在有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那个时候还是国民党、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童子军，小孩子穿扎皮带的小军服，背着水壶，腰上还系着军绳。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每个小孩都要种牛痘，种完牛痘后胳膊要留疤，母亲跟我说留疤的胳膊是左，没有的就是右。

    我上学早，4岁读小学。母亲过去也是教小学的，在那种收留难童的福利性学校，家里没人带孩子，又没条件上托儿所，她就把教书和托儿放在了一块儿。我常常和那些难童一起在我母亲的教室后面坐着，刚上小学时还在尿裤子，所以对有些事儿印象比较模糊。在我印象中，像汤老师那样的一些主课老师，只知道她们和蔼可亲、教学认真，至于模样、高矮都不记得。

    我生下来两个月后，生父就离开了，此后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守着我，陪我上学，苦心培养我。我在教室里听汤老师上课，母亲就在课堂外看着我，看我表现好不好。一下课，就把我叫到学校的亭子里，带着暖壶叫我喝点儿水，然后做作业。汤老师和其他很多老师都认识我妈妈，也去过我家。

她唤起我对地下党的回忆

    三一小学里的老师，有的给我印象并不好，比如军训课老师。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学德国法西斯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所以军训老师有些法西斯作风，会打骂学生。但其他主课老师都很好。学校里有地下党，不过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地下党、谁是地下党，解放后才清楚。

    那个年代地下党的工作非常深入，不仅对民众、工厂、大学，对小学生也悉心教育，我记忆很深。

    我们那时候出去玩儿，在树下草坪坐着，就会有些大哥哥大姐姐、老师模样的人过来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唱歌。印象最深刻的有两首。一首这么唱：“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万担谷子堆满仓。大鲤鱼呀满池塘，织青布呀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这是让我们向往一个新的世界。还有一首唱的是：“谁养活了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是地主他不劳动，家中粮食堆满仓，都是穷人养……”这给我们从小就灌输了一种朴素的阶级观念，知道是工人养肥了资本家，农民养活了地主。

    上小学时，还赶上了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前夕，老百姓不愿意当兵去当炮灰，国民党就乱抓兵，抓的主要都是农村青年。地下党要我们唱“山那边呦好地方”，就是要我们向往那个新世界。湖南是和平解放的，不像东北那边硬打下来，就因为地下党在这边做了很多工作，民心所向，解放时整个长沙没受到什么破坏。

    汤老师是地下党员，虽然我当时很小，想不起太多关于她个人的事情，但她却唤起了我对新中国成立前地下党的很多回忆。

    汤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我当时写了篇文章让她很欣赏，文章提到“为富不仁”，讲旧社会很多富人没有人性，批判那种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我对自己小学的文章哪有什么印象呢，汤老师却跟我说，这篇文章给她留下了很深印象——这么小的孩子很有社会正义感。实际上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可能是母亲辅导我，给我灌输了这些思想。

    这样的文章，汤老师认为很好，并留下了很深印象，说明这个老师是个进步的老师，她是用进步思想教育学生的。

60年后寄回母亲的照片

    “漱渝，这是一张我珍藏了六十多年的令堂的小照。她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伟大的母亲，她美满地实现了对儿子的期望，我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在三一时，曾经与张其光、鲁淑琼等老师多次去府上打搅。问候你的姨妈，祝福你的全家。

    老朋友汤懿德”

    母亲曾经给汤老师寄过自己的一张照片，感谢她对我的培养。没想到汤老师把这张照片保存了60年，现在又寄还给我，还写了这封短信。

    我很感动，很感恩——时隔这么多年还能收到老师的信，名字我还记得，形象却是模糊的。

    长沙和平解放后，汤老师被派到另外的学校建立共青团支部。当时教会学校阔人子弟多，有些学生、同事看不起她，认为搞政治工作是“卖狗皮膏药”，是没学问的人干的。汤老师一气之下决定报考大学。她文科成绩好，理科成绩也很好，组织上动员她学了理科，就读于武汉大学工学院，毕业后做勘探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北京建工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回到湖北理工学院，与丈夫一起在那里教书。现在，两个人都90多岁了，精神很好。

    我想给她写信，但写信就要动感情，现在的身体怕是撑不住，我想尽量平静一些再动笔。（光明网记者 朱越 整理）

【后记】

    收到汤懿德老师的来信时，陈漱渝正在住院。出院后，他给老师寄去了自传。他想写一写那个时代的故事，也想给老师回信，却因为血压、血糖过高迟迟未动笔。他希望能有合适的时机，亲自回去与老师见面。

    另，近日受湖北网友之邀，陈赫教授准备回武汉给青年学生作演讲，借此圆了与启蒙恩师的重逢梦。

    这段由新媒体谱就的杏坛佳话缘起光明博客，被聚集于此的老一辈文人学者所见证，也打动了年轻一代的光明博友。汤懿德、陈漱渝、陈赫几位老人的故事里，谱写出60年前的历史和60年后的传奇，更承载着孝亲尊师、知礼感恩这些亘古不变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