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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4月15日 星期二

    文学应该如何书写历史?

    ——来自纪实文学《瞻对》研讨会上的声音

    作者:王国平 《光明日报》( 2014年04月15日 05版)

        “文学作为一种抵达历史的想象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特殊的力量。”日前,在作家阿来纪实文学《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这般论述文学面对历史时的“姿态”。

     

        传统文论都秉承“文史不分家”的理念,如今史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严谨的学科。但文史之间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互动频繁。文学应该如何面对历史、书写历史,是与会评论家集中探讨的一个话题。

     

    钻进故纸堆里,寻找现实的答案

     

        现在,一些城市进行形象宣传时,喜欢如数家珍地罗列此地出了哪些名人,有哪些历史悠久的景点。在李敬泽看来,这更多是将历史景观化,目的是开发旅游,不仅对历史不尊重,而且让人看不清历史,也看不清现实。

     

        而面对现实,又有不少人被“微博世界观”支配,忙于此时此刻世界发生了什么,自己又知道了什么,然后当即表态,发表观点。“这是单一、平面地看待现实,一般人倒也罢了,如果作家对现实的认知也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就是严重失职。”李敬泽说。

     

        所以,他认可一些作家进行历史写作,钻到故纸堆里,因为对历史的关切与热情,很少是不与现实相连的,“在历史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大多都是在现实中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很难相信一个对过去没有探究兴趣的人,能够负责任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认为,历史是通向现实的,文学就是要抵制遗忘,为我们从历史中寻找更多的现实启示提供支撑。他同时认为,随着时光的推移,历史的真实遭到不断地消磨与掩盖,真相书写的难度陡然增加。

     

    作品中有个人的呼吸,而且是自然的呼吸

     

        从1730年开始到1903年,清朝政府6次发兵,征讨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此地归属权在川藏争夺中摇摆不定;直至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将此地解放。这就是瞻对,即今天的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将目光聚焦这里,试图梳理一段长长的历史。

     

        中国报告文学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发现,这段历史富有传奇色彩。但是,阿来的兴趣和注意力并没有放在那些传奇的、谋略的、神秘的内容上,而是紧扣“文眼”来展开自己的讲述,也就是现实精神。

     

        阿来的讲述,有大量的史料作为支撑。在陈述史料的间隙,他也时不时站出来,发表一些精简的议论。比如,乾隆年间,战事紧急,一位指挥官却擅自离任,理由是生病了。通过考证,阿来认定他请病假是闹情绪,随之感慨:“从古至今,官员无论大小,无论汉夷,很多时候,生病与休病假,都与身体状况无关。”

     

        在《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看来,作家容易情绪化,面对一段历史发议论,往往会跑偏,脱离轨道。但阿来的这些议论与评析,都是冷静的推断,都有史实作为后盾。并且这些议论表述生动,让人感觉作品是活的,“也就是说,作品中有作者个人的呼吸在,而且这个呼吸不是大喘气,也不是故意的平心静气,而是非常自然的呼吸”。

     

    纪实文学要不要想象与虚构

     

        纪实文学要不要想象与虚构?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沈阳师范大学贺绍俊认为,对于纪实文学中的虚构,应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票否决,“非虚构是套在纪实文学作家头上的‘紧箍’”。

     

        但是,不少纪实文学作家不愿意戴上这个“紧箍”,并且搬出《史记》作为例证。贺绍俊说,《史记》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叙述传统,从而使纪实文学的叙述空间更加开阔,“但《史记》的传统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我们在继承时却不加辨识,这就带来了纪实文学根除不了的恶果,即对虚构的容忍和纵容”。

     

        他认为,今天的文化环境与古代相比大为迥异,古代的历史观、世界观特别是对历史的界定,与今天的现代历史观有不小的区别。古代特别是先秦及两汉时期,真实的事实和传说、神话往往都是混在一起的,并不作严格的区分。

     

        “《史记》中那些生动的历史细节,并不完全是司马迁凭空面壁虚构出来的,多半是口口相传的传说。司马迁广泛采撷到这些传说,并作为信史写进了《史记》,我甚至愿意把司马迁视为一位善于开展田野调查的学者。”贺绍俊说。

     

        因此,贺绍俊认为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作家不应该还以司马迁为借口,为自己在纪实文学写作中的投机取巧辩护。

     

        那么,纪实文学对虚构零容忍是否就导致作品面目可憎?贺绍俊说,《瞻对》开篇写了1744年发生在川藏大道上的一桩抢劫案。阿来没有概念化地写乾隆如何龙颜大怒,也没有写土司如何负隅顽抗,而且依凭皇帝的圣旨和官员奏折之间的往来,把这场战争讲解得头头是道。“这也说明纪实文学的文学性是多方面的,但就是与虚构无关。”贺绍俊总结道。(本报记者 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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