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发展型、生态保护型、城郊集约型、社会综治型、文化传承型……”有关部委前不久归纳了中国“美丽乡村”十大创建模式。
“21项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36个发展指标……”浙江省日前出台首个美丽乡村省级地方标准《美丽乡村建设规范》,试图让当地新农村建设“有标可循”。
各地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深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正当其时。
不应盲目模仿城市建设
据统计,我国现有乡镇级建制单位计为41636个,设有村委会的农村为58.9万个。它们既是城市人的“乡愁”所系,也是落实约1亿人实现就近城镇化的“空间”所在。如何走出一条既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总体要求,又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路子,直接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效果和质量。
长期从事城镇建设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认为,前一段新农村建设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新农村建好以后,都变成了城市。和城里人住一样的楼房,用一样的水电煤气,组织一样的文化娱乐活动,而很多村镇千百年来传承的自然景观、生产方式、邻里关系、民风民俗等“田园牧歌”景观和承载的“乡愁”,却不见了。新农村的“千村一面”现象十分普遍。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苏晓静博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建设的主导模式是“农村模仿城市”,其关键词是现代工业与市场经济,表现在环境空间特征上,最突出的是重蹈城市建设中的“摊大饼”与“千人一面”,使农村生活环境空间失去了固有的田园诗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谓城乡一体化,其重点是努力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在城乡风貌和生活舒适的体现形式上要保持差异化,不能同一化。只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村庄原有的那种有天有地、与大自然融合的居住方式,就是人们理想的居住环境。
不能忽视规划的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乡村规划编制滞后、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缺位等原因,不少地方村镇建设处于自发状态,建设随意性大,没有更多考虑村庄的整体布局、道路网络、公共服务设施等需要,导致村庄建设品质不高、功能配置不全、环境质量不佳等问题。
前不久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指出:适应农村人口转移和村庄变化的新形势,科学编制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和镇、乡、村庄规划,建设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
“建设美丽乡村一定要规划先行,既要有高水平的规划和战略,又要经过科学论证。”刘士林说,一些人以为乡村建设“上不了现代国家的台面”,这是对城市化的误解,农村发展本身是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美丽乡村建设纳入城镇化规划和战略的总体框架中。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教授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农业和农民,需要尊重民众的意愿,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让他们在乡村建设中唱主角。
美丽乡村建设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浙江省质监局负责人在解读该省出台的《美丽乡村建设规范》时也表示,这只是操作指引,并非要求美丽乡村建设整齐划一,各乡村在实施时应尽力彰显自己的特色,最大程度保留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和乡村特色,以适应不同村庄的发展要求。
不要忽视文化“软实力”
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的毛桥村,地处上海市郊西北部,北与江苏省太仓市交界,是嘉定区根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启动的农宅改造首个建成的自然村,也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和全国35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之一。
苏晓静从规划设计的角度分析指出,毛桥村的发展是以“住宅保留改造”为主题,在农村生活环境改造与农业生产景观塑造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与一般的农村环境改造不同,毛桥村没有简单模仿大都市的高楼大厦或华丽别墅,而是在上海城市迅速扩张中用心保留、重建出一群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原生态江南农舍。
根据深入调研,刘士林将毛桥村的发展归纳为三个主要特点。首先,与通常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不同,毛桥村是以政府较少的投入,通过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加强传统文化保护及对农村环境的景观化生产,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其次,与大城市周边农村建设主要依附城市的“硬实力”以及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或融入都市产业链不同,毛桥村更多借助文化“软实力”,在乡村景观改造、重建与创意上使劲,通过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提升竞争力;另外,毛桥村的发展带有一定自发性,由于未能纳入上海建设中心村的整体拆迁计划,加上基层政府没有足够财力为农民新建居民小区,所以才保留了“都市边缘的村庄”,使这片“白墙、黑瓦、红窗”的江南农村景观获得了延续。
“文化发展是毛桥发展的灵魂。”刘士林认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突出文化主题,不同于现代城市的“洋”,乡村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土”。一个完整的当代城市文化,要强调多样性,乡土文化既不可或缺,也是城市文化永恒的母体,保护好这个根和源,才会有真正丰富和繁荣的城市文化。在刘士林看来,毛桥在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资源,发挥了农民积极性,适应了都市人体验农业生活、寻找和安顿“乡愁”的需要,走出了一条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路子,值得借鉴。(本报记者 赵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