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文化商品市场垄断与文化企业规制

    探讨以避免文化商品市场垄断为目标的文化企业规制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文化商品市场垄断的成因主要在于文化消费需求特征的困扰，文化商品生产的五重约束以及文化商品市场竞争失序。文化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在政治意图驱动下推行强势文化控制，通过曲解和利用版权保护制度对文化资源实施控制，通过企业并购以试图控制营销渠道。文化商品市场与文化企业规制的主旨在于维护文化商品市场和文化企业的多样性，而文化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商业模式创新。在保证最佳秩序和最大可能满足需要的前提下，由政府规制的市场是值得推崇的。平衡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的关系，实行多样性文化企业并存，是我国文化商品市场趋向繁荣的重要保证。（《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张振鹏、陈志军撰文）

政府管制如何影响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

    根据国际经验，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往往是过度集中的，其背后的主要动因是政治权力集中于行政中心城市，企业和居民为了寻求政治关联及享受公共品等目的涌向行政中心城市，进而导致城市规模分布过度集中。而在中国，除了北京，大部分的行政中心城市的相对规模并不算高。中国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政治上都是集权的，但在经济上却都呈现一定程度的分权。这种分权是由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决定的，中央为了掌控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运行，需要通过覆盖全国各地的公共与准公共组织实施各项政策，这种持续存在的组织除了政府机构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国有企业。由于国家控制需要国有企业的广泛覆盖，因此国有企业力量越强的地区，其城市规模分布会更加分散，城市集中度越低。 （《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王贤彬、谢小平、杨本建撰文）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与对策

    无论是从需求角度还是从供给角度解释服务业增长都是将经济体作为封闭经济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开放经济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将开放经济考虑进来就会发现：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产品内价值链分工所导致的制造业迁移，不仅能够解释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服务化，还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而言，应对“结构性减速”就是应对低劳动力成本国家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制造业的竞争。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相对低劳动力成本，成功实现国内“雁阵”模式；二是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2期，沈坤荣、吕大国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