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岁月，我们这么过

    日前，本版以整版篇幅推出《大学课堂，患了什么病》，精彩的课堂渐行渐远，一些学生选择了“逃离”。现在的你，还记得初入校门时的兴奋与忐忑吗？还怀念伴随你成长、成人的生动一课吗？本期约请杨振宁、王小谟、俞敏洪回望当年的大学岁月。

一场辩论 秉烛夜谈的联大岁月

杨振宁

    关于我在联大做研究生的经历，很多年后我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1941年到1942年，我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这个系比较小，共有约10位教员、10位助教、几位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本科生每班不到20人。1941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一个新的面孔出现了，那就是黄昆。当时，他已经从北京燕京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士学位，到联大来做助教。开学不久，我们就熟识起来，开始了我们半个世纪的友谊。

    我们所读的课程里，两个是吴大猷教授教的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发展。在1925年到1927年间起源于德国、瑞士、英国和丹麦。吴教授是中国的物理学家中，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训练了最多量子力学学生的教授。我记得当时许多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都是在吴教授的演讲之后进行的。通过这些讨论，我开始认识了黄昆的为人和他学物理的态度。

    一年后，在1942年的夏天，黄昆和我都注册为联大的研究生。黄昆跟着吴大猷教授做有关天体物理学里原子和分子问题的论文，我跟王竹溪教授做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当时研究生的补助金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在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父亲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的校长，他安排黄昆、我和张守廉（另一位物理学研究生），到昆华中学教书。三个人分了一个教师的位置，而学校安排了一座新建筑角落里的一间房间给我们三人住。

    那所中学距离联大差不多三公里。我们三人白天经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没有供应食水的设施，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到中学以前，花一个或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那些茶馆集中在大学附近的三条街上。通过那些喝茶的时间，我们真正认识了彼此。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认识到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茶馆的客人们包括种种人物，有不少学生。可是大多数的茶客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而来的商人们。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我们通常是声音最大的。有时候，正当我们激烈地辩论时，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声音太大了，大家都在看着我们（这种意识并不一定使我们停止辩论）。可是一般来说，学生们和其他茶客之间并没有不和的气氛。

    在茶馆里，我们曾经目睹了一些永远不能忘记的情景和事件：好几次坐在凤翥街的茶馆里，我们看见一队一队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走向昆明西北郊的小丘陵地带，那里布满散乱的野坟。每一个犯人都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也有少数的喊着一些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每一次当这种队伍走过时，茶馆的喧闹声就会突然止息。然后，远处预期的枪声响了，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士兵们走回来，向南回到城里去。

    衬着这种背景，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Copenhagen）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Heisenberg）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和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和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憎，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了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

    与黄昆和张守廉的辩论，以及我自己做教授以后的多年经验，都告诉我：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

    （作者系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家）

一个课堂 大学，改变我一生的地方

俞敏洪

    可以说，大学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能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我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就拼命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但是依然没有赶上他们。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菜票。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

    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完整，非常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作出值得我给你这个分数的事业。”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大学，但是大学绝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生命的起点。后面的路该怎么走，成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作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作“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关于这一点，有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我一个企业家朋友上大学时有个富有的同学，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到了北大以后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又过了十年，到了一九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

    总之，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

    （作者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一路追求 回忆大学，寄语青年

王小谟

    大学生活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岁月，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上大学的经历，也有些小故事。

    十二三岁时，我家住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里。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我特别喜欢，高中时就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没钱进戏院，我就从收音机里听电波里流出来的“咿……呀……呀”的节韵。那时，我特别想有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好在宣武门附近有个小市场，出售日本人留下来的旧货。我就拿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块矿石、一根铜丝、一副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一番鼓捣，组装起来的东西竟能发声。从此，组装收音机就成了我的一门“手艺”。

    1956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免试录取，我对无线电也有兴趣，就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我们学校在当时是德智体三方面发展。第一是教育我们，第二是给了我们好的身体，给了我们比较好的知识，使我们在后面50年的生涯中能够做得更好。

    学校五年，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当年发给我的录取通知书上有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得，那句话说：“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国防工程师！”当时我们学校就是这样一种气氛——红色国防工程师的摇篮。从那时起，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给国防工业添砖加瓦，现在看来这个信念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得什么奖，因为国防工程师是默默无闻的，是无名英雄。当时我们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学校在理想和追求上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所以，我们在一个大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理念。

    有了好的信念，学校还有非常好的学习风气。大部分人晚上都到图书馆抢座位，不懂的时候就互相讨论。北理工晚自习还要点名，不来的时候还要批评。我们在这样一种氛围下，感觉非常好。这个氛围是要自己去抓住机遇，没有人强迫你怎样怎样，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就好好学习了。我们当时是无线电系的定位专业，配的教室都是一流的，全国出名。我大学一二年级时成绩是3分4分多，还因为相位没有讲清楚，物理口试才得了2分，用现在的话讲，挂科了。到了三年级以后优就多了，毕业设计时，我首次应用最佳相速方法设计雷达八木天线，获得优秀毕业设计的成绩。说明我在这个环境下有了成长。

    另外，工科学校也给了我们全面的锻炼。我一直觉得，在大学，别死读书。当时我们宿舍有一些全优的学生，成绩全5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天天抱着书本。我呢，讲得比较好听属于活泼，其实就是不太听招呼，经常上晚自习就溜出去了。我在摩托车队有一帮运动员朋友，骑的是捷克的加瓦摩托车，我们一起去开啊去冲啊，活动也多朋友也多。再比如我喜欢京剧，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京剧团团长。戏剧有乐队、有灯光、有导演、有演员，要把这些人都团结起来演好一台戏不容易。作为一个总设计师，你要让这个集体、这个几百人的班子往同一个目的推进，首先主意要出好，然后要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按照你定的目标去做，这就是总设计师的责任，因此这都是相通的。

    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我觉得有两条非常重要：第一条，明确的追求目标。他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目标，我带的北理工博士生有12位，大部分都很好，有一两位不太行，主要的问题是不用功，对自己比较马虎，推一推动一动。没有把事情当作一回事把它做好。第二条是良好的自学能力。到博士这个阶段需要锻炼自学能力，给你一个题目你自己要知道怎么搞，这是最重要的。从查资料到分析资料，到提出自己的意见，首先要有自己明确的目标，有追求以后再不断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有一些特别好的博士生，我也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互相一讨论以后就把整个事情提高了。最重要还是第一条，一定要有追求。没追求就是想混一混，混一个博士毕业，现在也很难混。

    还有一点，我特别想告诉青年朋友的，就是学无止境。如今的科学领域，特别是搞电子的，更新换代特别快。像我上学时学的电子管，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科技前沿，即便是要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除了要有报国之心以外，还要提高科学水平和学习能力，不断学习、终身学习。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