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大学看近代大学的国家主义取向

    鸦片战争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王朝崩塌和民族国家进程开启的历史语境下，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转型中，如何培养“国民”“国家”意识？如何实现对内凝聚人心、对外彰显主权与列强抗衡？从张之洞到严复，从康有为到梁启超，无一例外都将目光转向了教育。通过教育实现救亡图存，通过教育建构民族国家，通过教育实现民富国强，成为当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一种共识，因此，建构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近代大学制度成为重要使命。

    1901年，时任四川总督奎俊上奏清廷，提出仿京师大学堂组建四川通省大学堂，清廷于1902年同意办四川大学堂。后朝廷又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一律称“高等学堂”，于是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即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进士出生的翰林编修胡峻被推举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校长（时称总理）。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神圣使命，深知四川大学对于西南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国之治乱，系乎人才之盛衰，视乎国家之教育”，高等学堂要“仰副国家，造就通才”。由此可见，以胡峻为代表的四川当局和士绅举办近代大学的目的，与蔡元培在《大学令》里提出的“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如出一辙，要应对“国家之治乱”，必须发展“国家之教育”，培养“国家之人才”。

    1931年，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成立了“国立四川大学”，但是“国立”有名无实，校长人选和经费划拨都牢牢掌控在四川军阀手中，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四川大学也未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足够重视。“九一八”事变后，四川被有识之士当作“中华民族复兴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四川大学的发展也被国民政府提上议事日程。1935年，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他明确提出，要使四川大学成为一所“国家的大学”，即把“国立”二字落实。

    任鸿隽表示四川大学“至少要做到国立两字的目标”，以此成为“国家的大学”。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本人抱定宗旨，要使四川大学国立化”，“应知四川大学是国立大学，不是一乡一邑之学校，应造就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是“国立化”的重要部分。1935年10月18日，理学院首次举行升旗仪式，院长周太玄解释国旗的象征意义：“此后每日升旗时吾人宜善体斯意，多少可促吾人为国家服务之精神与努力也。”1935年后，华北形势更加危急，四川被国民政府明确作为民族复兴的策源地加以建设。任鸿隽从国立化的角度阐述教育与救国的联系。他在1936年1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在可能范围内，极力筹设有关国难应用之科目，以期应付当前之严重国情”。学校成立了以任鸿隽为主任的“国难教育委员会”，每周请知名教授举办抗日救亡讲座，各学院也制订了“国难”教育计划，课程作了相应调整。

    “九一八事变”后，反对日寇侵略、发动民众、进行国难教育成为川大师生活动的一个主旋律。根据《国立四川大学周刊》记载，校长训话、总理纪念周、教授演讲等活动几乎都要谈“国耻”“国难”，都要号召学生们努力学习，将来担负民族国家建设复兴的大任和使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川大迅速组织了“国立四川大学抗敌后援会”，校长亲任后援会董事。后援会调动全校师生，联合社会各界，积极开展捐款捐物慰问前线将士，发动群众支持抗战，讲解抗战形势等，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爱国热情。“抗日”“救国”成为学校生活的主题，民族国家命运成为川大师生关注的焦点，为民族国家抗战大业服务成为大后方大学的主要任务。川大不但接收了大量占领区的外校学生，也新聘了一批来川的国内知名教授。川大师生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前方战事和国内外形势，一方面发奋学习，时刻准备报效国家，一方面尽可能在后方通过各种方式支援抗战。

    1939年，由于日寇飞机对成都进行了狂轰滥炸，川大在成都市区的校舍遭到严重破坏，师生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川大和全国其他大学一样，也被迫迁移。9月21日，川大在峨眉山校区复课，数千师生来到峨眉山。师生们只能利用峨眉山麓各大寺院为校舍，还搭建了一些竹棚为补充。峨眉山交通阻塞，物资严重匮乏，缺医少药，生活十分清苦。师生“上课讲义难、吃饭饭桌难、睡觉臭虫难、自修座位难、下雨道路难、晚上灯光难”，学习生活十分不便。因为交通不便，仪器设备、图书均很缺乏，但是，正是在这样的艰难险境之中，川大师生和其他迁移到内地的中国近代大学一样，以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为使命，默默忍受，更加刻苦地治学研究，为民族国家的存亡和复兴保存学术和希望的种子。

    在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语境下，在民族国家建构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近代大学制度被移植到中国。它作为救亡图存、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途径，被赋予了国家主义的理想。近代大学与民族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民族国家利益成为近代大学的最高利益，国家主义取向成为近代大学的根本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是大学在民族国家进程中应对时局和困境的艰难选择，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合理正当性、历史必然性。在民族国家蹒跚前进的崎岖道路上，四川大学与其他中国近代大学一样，始终为民族国家的命运而奋争，这种国家主义取向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近代大学之魂，是中国近代大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成都师范学院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2年项目“大学实现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机制研究”〔BGA12004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