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救国语境下的妇女解放言论

    内忧外患频仍的晚清，救国强国成为时代主题，官僚政客、仁人志士乃至来华西人，纷纷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种种见仁见智的方法和观点。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逐渐走向高涨的阶段。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现象，人们似乎总喜欢将中西方女子地位、女俗、女学之间的差距以及对女子问题的关注与救国强国联系起来。如袁世凯在《直督袁慰帅劝不缠足文》中说：“今东西学者论强国之道，辄推原于女子教育。”1903年美国旧金山的华裔女子成立“中国女维新会”，亦宣称：“我本国腐败之近情，与其贫苦之现状，皆由习俗相沿，不重女子教育之故”。时人范祎在《万国公报》撰文疾呼：“而欲求文化之兴，风俗之改良，社会之有进步，国不凌夷衰败者，未之有也。又况以种类言，则婢妾之女子，其遗传与熏陶安往而不足以养成奴隶之男子哉？”

    “最近奋激之现象，为前古所无者，莫如女界”，晚清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有目共睹。传教士林乐知创办了中西女塾，康有为建立了“不缠足会”，一些知识妇女创办了《女学报》并成立了妇女社团组织——中国女学会等。1898年8月，光绪帝下诏，严禁妇女裹足。不缠足运动蓬勃发展，高潮时有三十万民众参加，还出现了激进男子争娶不缠足女的现象。1907年清廷首次正式颁布我国女学章程，即《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及《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正式承认女子学堂合法化。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方关于废缠足、兴女学等解放妇女的呼吁此起彼伏就很好理解了，但值得探讨的是当时有关妇女解放的言论多由救国议题引发、多和国家落后相联系，似乎人们习惯将中国男子的羸弱和守旧与女俗联系在一起，进而揭示国破家亡的根结，带有一种明显的逻辑简化特征。比如《万国公报》和较早译介近代妇女解放思想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关于妇女与救国议题的文章，论证上都具有选择性操作的痕迹，表现出逻辑简化的特征。如“女为家之本，女子无学则男子不能得治家之内助。女为蒙养之基，其母无学，则其子女不能得其母训之大益”。又如关于女子缠足与国家贫弱的关系，论证思路无外乎“身体羸弱，分娩时多有不测之虞，且诞后乳食不丰，又安翼有壮盛佳子”，或“缠其足必累其脑，两足纤削。终身不越闺门，亦何能仰视俯察，远瞩高瞩……则一切世故皆懵懂无闻，妇女之知识每多浅陋”，因此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均对家、国产生消极影响，这是晚清华人、西士反对缠足时普遍使用的议论模式——建立缠足与救国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盖求异日之男子躯体强伟、智能发达，必先求今日之女子躯体强伟、智能发达也。”“幼学荒废，嗣续式微，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直督袁慰帅劝不缠足文》）

    晚清妇女解放言论中的这种逻辑简化特征还表现在对中西女性文化的直观对比上。如在林乐知笔下，西学、西方女俗、欧美国家是文明进化的代表，而儒教、中国女俗、中国则是落后停滞的形象，并因此得出“以各国女人之地位，与其看待女人之法，为比较教化优劣之定格”的结论。西方女俗与中国女俗也是全面的优劣之分，“吾华之不逮西人之处固不一而足”，“呜呼，女子亦何不幸而生我支那之世界耶？”很明显，这些言论抹杀了中西之间的共性以及互有优劣等复杂情形，如西方女俗也有受夫权的压制并与其抗争的历史和现实；又如，中西女俗内部均有不同的类别和差异等等。

    为什么晚清华人、西士刻意强调女子解放与救国兴国之间的联系，甚至将女俗方面的问题当成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时人从救国出发，将“中国女子”这个弱势群体作为改革的对象，强调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通过建立起妇女解放与救国强国之间的联系从而将改革的对象指向了女人的对立面——男人，具体而言，是男人队伍中改革派的对立面——顽固守旧派。同样，虽然改革的靶子明指女俗，但实则是指向与风俗相对而论的政体。因为男女、君臣、风俗、政体是彼此连带、你中有我的关系，攻击了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也就挑战了“君为臣纲”，质疑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伦理纲常、等级制度，进而动摇封建帝制专制统治的礼教基础。如范祎的《论中国薄待妇女之制度》揭示了专制和愚民在家和国两个层面上的相通相似之处：“古之圣人，皆以家族专制主义推而至于朝廷。”“国政何以必愚民，民日愚则为君上者易于压制其下，家政何以必愚其妇女，妇女日愚，则为男子者易于压制其妻，洋洋三千年之历史，无非此二事之组织而已。”林乐知称：“是以中国之现状，一曰贫一曰弱，贫与弱，不在于国，而在于人，人惟其贫，人人不求自主，则奴隶牛马于他族，而不以为耻也……无法律思想，无道德思想，无合群思想，无进步思想，盖古人之所种于女子者，其果适结于男子，而四百兆不足去矣。”  

    当然传教士宣扬女俗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带有以此促进传教之目的，当时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儒教传统和社会风俗，改革女俗、解放妇女成为他们向儒家伦理和社会风俗发起不直接交锋但具有颠覆性进攻的有力武器。传教士花之安批判：“诸般暴虐女人之恶习，亦皆为儒书所准行也，此可一言以括之曰，儒书除五伦五常之外，无一可以对人而无愧矣。”传教士林乐知称：“儒教以三从之义，束缚女人，使之不得自由，不得平等，今欲设法释放女人，而仍守儒教之道，虽在愚无知之流，亦知其必不能矣。”这些言论容易赢得广大妇女皈依基督教，建立起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

    由此，看似改革的是牵连不大的弱势群体和民间风俗，实则是难度较大的强势群体和牵连较多的“三纲五常”的儒教和君主专制，这样暗渡陈仓一方面具有隐蔽性，另一方面又不失宣传力和作用力，宣传的矛头直指旧势力和保守观念。救国兴国议题下，对中国男子的改造本该更迫切、与救国更贴近，但将中西女子对比得出中国女性全面落后并导致国家衰败的结论，可以规避将中西男子、中西政治直接对比。毕竟，在“华女落后于西方”这一点上认输和归罪，比天朝上国的儒士落后于西方男子更易被接受。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为何晚清救国呼声下的女权运动大多是由男子提出来的，争权的主体不是处于弱势的女子，而是享有权利优势的男子，而且当时提出的男女平等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男女地位一致，而是女子自身地位相对上升，向男子地位靠近的“男女平等”，形成游离于西方女性与中国传统女性之间的女性形象。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学翻译与晚清‘救国良策’的探索”〔11CYY0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