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文学的可成长性

    新时期文学凸显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具有相当的可成长性。它从10年动乱的荒芜中挣脱出来，在民族大悲大喜的情感迸发中，以稚拙而勇猛的状态成长，从雨后春笋的遍地鲜嫩，到大树参天的宏伟壮观，开创了文学的全新局面。

    在此期间，文学历经成长变化的剧烈和艰辛，抱着不倦学习的心态，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展开对话。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心理嬗变的积极追随和摹写，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艺术表现力的探求，是其成长和变革的内在动力。求诸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景观，确属罕见。

在探索中更新自我

    莫言曾经说过：“尽管我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毫无共同之处，但我还是愿意坦率地承认我受过这位前辈作家的影响。我与福克纳有许多可比之处，我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是勤奋的人，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我与他的不同点更多。我想最重要的是福克纳的创作自始至终变化不大，他似乎一出道就成熟了，而我是一个晚熟的品种。晚熟的农作物多半是不良品种，晚熟的作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进一步阐述道，自己从事小说创作二十年，一直在努力地寻求变化。就像不愿意衰老一样，他也一直在抗拒自己的成熟。这种抗拒的努力，就使他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比较多彩的景观。

    另一位作家贾平凹，曾把自己的创作经历分为“单纯入世”“复杂处世”和“冷静观世”三个阶段，以描述其不同时期的各自特性。后来他又借用禅宗的话语，把写作与人生的三种境界以三句话来概括。第一种境界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种境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种境界又回归本初，但多了几分大彻大悟，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细检起来，一批穿越新时期文学历程而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几乎都是在不断探索和嬗变、不断更新自我中登上了各自的文学高地。莫言从《春夜雨霏霏》《红高粱》《丰乳肥臀》到《檀香刑》和《生死疲劳》，贾平凹从《满月儿》《浮躁》到《秦腔》和《带灯》，王安忆从《雨，沙沙沙……》《流逝》到《长恨歌》和《启蒙时代》，张炜从《一潭清水》《古船》到《九月寓言》和《你在高原》，他们在创作起步时几乎都是以稚嫩而清新的目光，表现新时期之初特有的理想气息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后来经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新大潮，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洗礼，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他们在持续的探索和变革中渐入佳境。

    这批作家的创作样式，也随之由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这不仅是文本篇幅的扩张，更是作家的才能，作家表现社会生活的思想和艺术的深度广度的巨大拓展。比他们年长的作家们，也有着同样的情形，王蒙从《布礼》《最宝贵的》对革命的无条件认同到《狂欢的季节》对革命与社会生活之关系的辨析，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到《无字》对两性爱情的认知之迥别，不可以道里计。

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作家的创作有不同的类型，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创作起点甚高，发表之后，立即被奉为经典；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甫一问世，就被誉为成熟的大树；张爱玲更是被人称为“她的好小说在24岁之前就已经写完”。他们其后的创作，仍然有扩展有变化，却未必说得出有从稚嫩到丰熟的成长轨迹。“庾信文章老更成”的现象也不乏其人，但能够形成整整一代作家的共同标识，却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新时期之初的文坛，刚刚打破为时甚久的自我禁锢和自我封圣，而处在一个非常低的起点上。正因为浩劫刚刚结束，亿万人的情感在压抑已久之后集中迸发，一呼百应，众口相传，才形成空前的文学热。但是，这个阶段的作家，不要说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了解甚少，就是讲起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擘，也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补课。这是时代使然，也增加了新时期文学的提升难度。因此，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世界文化、世界文学的信息爆炸和本土文化的重新发现，为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创新，提供了加速剂和参照系。必须有一种追求真知的勇气，一个饕餮的胃口，才可能经得住乍然开禁后的饥不择食。莫言和同代作家，以空前热情和博大胸怀，拥抱中外文化的既有成果，迅即实现华丽转身，走出文学的扭曲偏畸，登上文学的高地。此谓天时。

    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变迁，是作家变革创新的强大推动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发展变化的节奏加快，频率变密，整个中国迫切需要寻找变革新路。人们在接受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的同时寻找中国道路，展现中国特色，在市场转型中调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在其交错运动中体验时代的断裂之剧痛和重生之艰辛，又在一次次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突然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剧烈而急骤的社会冲突和世事沧桑，给作家带来日新月异的感受，为其提供了足够的故事、情节、人物和精彩瞬间。作家们也及时地领悟到了时代的丰厚馈赠，追踪这纷纭万状的现实，捕捉时代的魂魄。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使中国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的作家与这个时代、与这个社会已经血肉相连。正如贾平凹所说：“我们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就是我们的命运。也就是说，我们是为这个时代、社会而生的，只能以手中的笔来记录、表达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一种责任。”此谓地利。

    还有人和。莫言、贾平凹这一代的作家，大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受到新中国初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的熏陶，分担过动乱年月的苦难和迷惘，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最知感恩的受益者。对共和国曲折成长的在场和参与，对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的完整体验和思索，得天而独厚，可遇而不可求。如古人诗云：“赋到沧桑句便工。”时代的缘由给他们造成教育缺失的普遍缺憾，却也促使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学习和追寻的热情，沐浴中外文化，在对时代和文学理想的不断调整和重构中，在对艺术表现力量的积聚和深化中，留下了与时俱进的坚实脚印。而且，作为同代人，他们表现出可贵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形成了良好的文学风气，也激励了彼此的创新竞赛。时至今日，他们正介乎五十而知天命和六十而耳顺的年纪，一方面是创作经验炉火纯青，一方面存有时不我待的使命感，他们源源不断地奉献着新作，不时地给人以惊喜。

捕捉“新人”成长的每一个足迹

    讲到作家的主体性和可成长性，个中的奥秘所在，是作家如何感知和把握现实，进而出色地以个性化的方式表现现实，如何将现实生活转化为精神资源和文学创作成果，怎样“把质朴无华的红高粱酿造成为醇香扑鼻的高粱酒”。

    以莫言为例。他恰恰在这一重大命题面前，进行了杰出的回答，提供了自己的思考和诉说，也提供了有丰富启示性的创作案例。莫言个人的乡村生活经验，有非常惨痛的一面，如其自诉，少年时期的饥饿和孤独是他创作的两大根源。少年失学的痛苦，过早参加农村劳动、过早进入成人世界带来的体力不支与精神压抑，严父管控下的父爱缺失，因为家庭成分是上中农而形成的政治压力等等，让他饱受痛楚。

    同时，他又在少年时期接受了多种文化的熏陶，有中学语文课本的阅读，有乡村间流传的各种文学读物，有民间的神话、传奇和民间戏曲，也在田野间展开与自然万物的对话交流，驰骋少年的想象。加上后来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经历，给他真正开启了通向文学高峰的路径。莫言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如何将个人体验和历史记忆、不羁想象和乡间传说、民族痛史和农民品格等博采广收，自铸伟词，在探索民族心灵史的同时，又对文学自身予以很大力度的变革和创新，以独特的个性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巴赫金在论述“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时说：这里的成长，不仅是指人物由少年生长为成年人的生命历程——这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的，不能看作是什么人的独特性，而是说，当一个人的成长中，恰逢历史变迁的重要节点，新旧时代的交替，新世界的成长，带来了很多的机遇和挑战，也面临不断的选择和思索；这就是“人与世界一起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经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点，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寄寓于他身上，通过他来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人”。

    可以说，不但在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笔下写出了这样的“新人”与“新时代”共同成长的动人作品，作家自己也正是这样处于不断成长状态之中的“新人”。在与世界一起成长变化中，他们的创作动力持久，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源源不断地推出富有新变的、捕捉“新人”成长每一个足迹的作品。讲述“新人”，就是讲述作家自己成长的每一个足迹。这也是新时期文学具有可成长性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