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视界不只是刀光剑影

    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努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由之路。科技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决胜未来战争的“第一战斗力”。国家发展、军事变革皆因科技应用、装备创新而发轫，但技术革命的突飞猛进不会等待人们的普遍觉醒，未来战略主动的制高点更没有谁会拱手相让，我们只有抓住新技术赋予各国的平等机遇，才可能在未来对抗中把握先机，立于不败之地。

“对手的任何一种新生事物，都是对我的军事威胁”

    技术是战术的物质基础，战术是技术的合理运用。军事斗争的激烈残酷决定了，任何新技术，只要可能用于军事，就必然而且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拿破仑曾深有感触地说“对手的任何一种新生事物，都是对我的军事威胁。”保持技术敏感，是防患未然，避免失之无备的重要前提。

    二战期间，苏联空军中尉弗雷洛夫在查阅科学期刊过程中，敏锐地发现核原子研究方面的科学家如费米、西拉德、威格纳等人的名字都从杂志上消失了。他据此分析：核研究已成了美国国家机密，其科学家们正在研制原子弹。弗雷洛夫立即给斯大林写信报告了这一重大推断，建议尽快研制原子弹。他的建议引起苏联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迅速付诸行动。1949年8月29日，随着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苏联进入了核时代。

    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新军事科技成果井喷的时代。高超音速空天飞行器试飞成功，预示着“九天悬剑”即将铸就；电磁发射技术能以低廉的成本将致命的火力高密度地投送到数百公里之外，其作战效能不逊于昂贵的导弹；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则引领着定向能武器的发展……除“打击革命”外，物联网引发的“感知革命”、云计算引发的“计算革命”、量子隐态传输技术引发的“通信革命”，均已在军事应用领域初露端倪。

对新技术的不同理解，会造成国家命运的迥异

    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突破，是推动旧的作战力量体系逐步瓦解和新作战力量体系逐步形成的物质动因。但新技术、新事物刚出现时往往不够成熟，其当前价值未必明显，深远意义则更难预见，所以新的作战力量体系的真正形成，有赖于对技术价值作用的科学理解和深度挖掘。由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哲学思维、生活阅历、前瞻眼光等方面的差异，即便面对同样的技术，也会造成“有一千个读者，也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局面。极而言之，对新技术的不同理解，会造成国家命运的迥异。

    普法战争后，刚统一的德国迅速将铁路用于战争动员，从而建立了军事强权；二战时，美国率先研发出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并在冷战中赢得军备竞赛的先机，这些都是技术理解力强的正面例证。而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中国对火药技术的理解和应用。火药是中国的发明，但千百年来仅用于驱鬼敬神，其传入欧洲后却被用于战争，热兵器由此诞生并大规模取代冷兵器，第一轮世界军事变革也由此发生，在主动引领与被动应对之间，彻底颠覆了东西方军事实力的天平。

    没有人能懂得所有技术，但必须能够理解技术的意义，明白它们将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预见它们发展和应用的趋势。军人的眼光不能仅仅滞留于刀光剑影的疆场，而必须用极大的热情关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

军事优势确立的基础，在于新科技、新理论与部队有机结合

    从知识产权的意义上说，机械化战争的新观念当属英国。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令机械化战争技术理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却出现在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古德里安等人用于训练的“坦克”竟是一些用帆布作外壳、用汽车作底盘的模型，以致经常被好奇的小学生用铅笔戳穿。然而，德军锐意改革者们因陋就简、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一系列组建新型装甲机械化部队的论证与实验，解决了大规模集中使用坦克的技术难题，弄清了坦克与其他兵器的协同关系，找到了合理的编制，使“闪击战”进入实践走向成熟。与德国相比，其他国家的军界精英们并不缺少技术认知方面的机会，但最大的差距是整体行动上的迟缓。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斯图尔特说：“科学进步很少是在令人注目的发现基础上取得的，而通常是在渐进的变化中取得的。”科技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军事优势确立的基础，既不在于谁发明了领先对手的新科学、新技术，也不在于谁先提出创新的军事理论，而是在于谁能把新科学、新技术、新理论与部队有机结合，真正形成突破前人，超越时代的新质战斗力。

    当今时代，军队建设的每一个重大成就，往往离不开科学技术的突破，谁能抢占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占据国际竞争的主导地位。实现强国梦、强军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克服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子不器”的狭隘局限。军事工作需要创造性灵感和高度发展的智力，很多时候军人特别是指挥员，需要具备比其他专家更多的基础知识和综合知识。文韬与武略相辅相成，战术和技术从不绝缘，指技结合是现代指挥员孜孜以求的高妙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