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探民族深处

    我家在云南腾冲，周围是少数民族，高中我们下乡劳动，都在少数民族地区，傣族、景颇族、傈僳族、佤族地区。1962年我来云南大学读大学，1967年毕业。但到1967年还在“文化大革命”，我自己游离于“文革”之外，乱中取静，自个儿读书。到1970年5月才算是正式毕业分配，在勐海的茶厂当工人。三年后，勐海县要发展教育了，中学没有师资，我又到勐海一中去教书。在那些地方，我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有兴趣，对摄影也有兴趣。

    大学毕业，第一次领了工资，我就买了个相机，海鸥牌的，105元钱，要两个月的工资。到勐海县的时候，整个县城只有一家国营照相馆，还不会放大照片，我就用我的相机做成放大机，自己照相、洗相、放照片。我们那时很穷困，有个老师要回上海探亲，想带一点木耳、菌子等土特产，可是市场上没有卖的。我和他跑到乡下，带着相机，跟傣族村民说：“来，给你们照相啦！你们有没有木耳啊、菌子啊，都拿来。”我们一拿照片去给傣族村民，他们就踊跃地来交木耳、菌子、竹笋等，还不要钱，我们就等于用照片换他们的木耳等土特产。

    原来我一直做文献，突然插到影视这一块来做，主要原因是受了江应樑的启发，还受到杨堃先生的影响。我觉得在云南大学搞好人类学系是一种使命感，还不只是一种兴趣。云南大学要在全国有一席之地，就要靠民族学。影视人类学是一个新的方向，要把书写的民族志变为影视的民族志，民族志的电影电视价值更高。当时我看了一些民族电影，觉得非常肤浅，很多民族电影都是唱唱跳跳，哭哭闹闹，没有文化深度，就拍他们的节日，跳跳唱唱、吃吃喝喝，所以我希望培养一些人，用民族学家的眼光，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来拍摄有深度的民族志电影。现在我们学生拍出来的片子虽然很短，但比较深刻。

    1985年8月我被任命为云南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1986年，我提出云南大学要成立民族学专业。1987年就批下来了。我们是中国高等院校中设立的第二个人类学专业，第一个人类学专业是在厦门大学，第一个人类学系是在中山大学。这是一个发展。我们发现单是传统的人类学不行，必须有影视人类学。为什么呢？那时我们给人类学的学生上课，都给他们看民族的纪录片，杨光海他们拍摄的。杨光海是云南人，他拍摄的民族学科教电影很有价值。摩梭人的走婚、佤族和傣族的农奴制题材都拿来做教学片。我就觉得这一批片子非常好，非常真实，保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因为你讲得再生动，讲半天不知道佤族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剽牛是什么，不了解剽牛的狂热。所以我觉得影视非常直观、生动，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在新的条件下搞新的民族志电影。云南的居民，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你必须为这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服务，谱写历史，保存他们的记忆。影像是保存记忆的最好方法。

    通过两期的资助，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培养了20位影视人类学硕士研究生。以此为基础，云南大学申请了一个“211工程”项目，在我的手上建立了一个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为什么要搞这个？就是要把影视所从引进变为本土化、本校化。我提出一个概念：“西技东魂”，就是运用西方的技术拍摄东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纪录片。技术是西方的，思想、精神、风格、趣味是东方的。我们的人类学纪录片要有东方的、本土的气概。有了云南大学的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和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有了一批人类影视人类学的后起之秀，有了《卖报人》《文化秀》《不再缠足》和《美丽的黑齿》等一批优秀的人类学影片，我的“西技东魂”之梦实现了。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我们有了自己管理的云南大学的影视人类学实验室和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我们有自己的独立的影视人类学专家，有了自己拍摄的具有云南特色的人类学影视作品，并在国内外赢得好评。

    这是我接受郭净教授采访时的口述，作为我对影视人类学实践的一个片段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