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再谱新篇

    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收有40位老先生的文章结集为《学林春秋》交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时候，我不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是精神还在极度亢奋之中。随后，我又想到不只是要抢救老先生们的治学经验，还应该抢救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资料。

（一）

    重新披挂上阵，我继续单枪匹马地开始第二轮组编大战，即开始组织、编辑80岁以下60岁以上著名学者的治学回顾。这样我又先后发出了一百多封约稿函，工作量较之先前整整增加了一倍。组编《学林春秋》时曾规定，文章应包括个人的简历、师承和治学经验三部分，重点是写后一部分。当文章陆陆续续寄来，我在一篇篇认真阅读的过程中，除了被先生们那宝贵的治学经验深深地打动外，他们在文中谈到自己的老师对其治学和为人的影响及帮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大师的治学活动基本上始于20世纪上半叶，与他们的学生和弟子，即《学林春秋》作者的治学活动正相衔接。由此我又生发出了一个新想法：再组织一套专门介绍已故学术大师的治学和做人的文章，旨在与《学林春秋》配套，为研究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提供较为系统、完整、可信的基本史料。

    主意已定，说干就干。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金开诚先生时，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但对能否成功确有点将信将疑。我则马上着手了，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做的是一项抢救文化的工作。和这些大师接触过的学生和弟子已经为数不多了，且多已是耄耋之龄，再不及时抢救，怕也要悔之晚矣。为了能与《学林春秋》的内容相配合，约稿时我提出了要求，即紧紧围绕大师的治学和为人这两个方面来叙述。我连书名都已经想好了，就叫《学林往事》。

    此时，《学林春秋》一书的组稿和编辑工作还在进行中，又加入了《学林往事》一书的组稿工作，其忙可想而知。不过，好在前一套书的许多作者就是后一套书的最佳作者。例如，蔡尚思写蔡元培、王锺翰写孟森、程千帆写黄侃、吴宗济写赵元任、季羡林写胡适、杨明照写郭绍虞、史念海写顾颉刚、任继愈写汤用彤、张岱年写冯友兰、邢公畹写罗常培、王永兴写郑天挺、刘又辛写罗庸、杨志玖写向达、马学良写李方桂等等，真可谓是非他们莫属！他们和所写的人，或是直接的师承关系，或有亲身接触。

（二）

    当然了，真正组稿时不可能一帆风顺。比如，谁来写胡适？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邓广铭先生，可他老人家已经驾鹤西归。余下的人选当属何兹全先生，他却告诉我之前已写了一篇九千多字的介绍胡先生的长文发表，眼下没有新内容可写了。于是我又想到了季羡林先生，因为他在北大东语系当主任时，与校长胡适应该有过不少接触。当我把这一情况向他老人家汇报后，问道：“这书中少了胡适行吗？”季老明确地表示：“不行！”并说：“环顾左右，只有我和胡适有过接触。”于是，季老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写介绍胡适的文章。

    再有，就是有些大师一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弟子或学生来写，我就请他们的家人执笔，如魏至写魏建功、浦汉明写浦江清、游宝谅写游国恩等。文章交付，也是情感丰富、内容翔实、持论公允之作。

    书中的文章不论篇幅长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人物性格鲜明，内容具体生动，感情丰富细腻，事迹感人至深。你会从一篇篇文章中看到一代代真正的学人，他们为了追求真理、承传学术、弘扬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而历经坎坷，饱受磨难，一心向学，矢志不渝，奋斗终生。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风，足以昭示后人怎样做人与为学。

（三）

    林沄介绍于省吾先生常常感慨一个人越学越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无知，为此，他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开始学习和写作，长年不辍。他在书案上压着自己手书的“学到老，学不了”作为座右铭，生动地说明了学习是永无止境的。王力先生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师，他在晚年还写出了多部重要的学术著作。除了授课、带研究生外，他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他是哪来的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呢？作为王老的弟子，唐作藩先生介绍说，他老人家从不浪费每一分钟，从外面开会回来，离吃饭哪怕只有十几分钟，他也要坐到书桌前，抓紧学习和写作。这也是王老治学有成的一条经验。

    胡适先生曾经做过“中华民国”政府派驻美国的大使和北京大学的校长，但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学术研究。季羡林先生介绍了一件亲历的事情：有一次，胡适到北京图书馆参加一个会议，季先生也出席了。刚一到会，胡便声称一会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会议要出席，只能中途退场。但当会议的话题转到他正在研究的《水经注》问题上时，胡适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到散会还兴致未尽，早把他要参加的那个重要会议忘得干干净净了。可见，他毕竟是书生。

    李方桂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大师，品德高洁，淡泊名利，一心向学。当年他在史语所时，老友傅斯年受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委托，欲请他出任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李先生先是听而不闻，继而才藐视地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先生听后躬身退出，口中喃喃道：“谢谢先生指教，我是三等人才。”马学良先生在文中就是这样描绘了李方桂的一个侧面。

    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两个领域都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和贡献的大家朱东润，不仅学识渊博，还是一耿介之士。在“史无前例”的年代，就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他不仅始终不肯低头，甚至敢于和按他头的人扭打起来。在批斗中，他也敢于公然宣称他对毛泽东书法的看法“和一般人是不同的”。这也就难怪他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批评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评传》，以为不合适以洋洋80万言为一妓女立传，使得坐在台下的寅恪先生的门人蒋天枢当场拂袖而去。因为，按他的意思，传记首先应该用以表彰仁人志士，激扬民气。

    文尾，我想说明的是，该书一共收文102篇，介绍了近110位已故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和逸闻轶事，与《学林春秋》合而观之，共介绍了活跃于20世纪各个时期的中国重要学者近240人，庶几为研究和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比较全面的研究资料了。

    《学林往事》 张世林编 朝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