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那年在北京,有次被一位年届不惑的男士追赶着叫“大姐”,尽管明白这是当地人对女性的尊称,心底却总难免有那么点悻悻然。那时是“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大哥”“大姐”一统天下的时代,所以偶尔被洋气地叫一声“小姐”,总使我如沐春风。
数年后我南下到最大的经济特区时,国人间互相的称谓早已全民普及地西化,年轻女性被叫作“小姐”理所当然。然而不久,我从某些诡异的眼光、戏谑的表情和轻薄的口吻中感觉到“小姐”之谓的来者不善:一个特异群体的存在使这个称呼变得暧昧不清。从此,我对“小姐”多了份警惕与戒备,常会请求人家直呼名字,以保持最佳心理距离:不远,也不太近;亲切,不亲昵;随和,不随便。而对于本地人亲切地称呼我为“阿姨”或者“小妹”,我则怀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
这世界,风水轮流转,近年来,“小姐”一词又多少恢复了其单纯之意。某次,一位所谓“哲学硕士”和“投资顾问”的年轻款爷和我聊到“小姐”一词:“比如服务员,能叫她们‘小姐’吗?不是任何年轻女人都配叫作小姐的!”“那也不见得所有的男性都配叫作先生吧?”“当然。中产阶级以下都不配叫作先生。”他傲然地昂着高贵的哲学头颅。
英语中,“先生”——gentleman同时释义为绅士。在西方人眼里,担得起先生之称的便是绅士。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至今在眼前挥之不去的画面是那个少年——纳粹的叛逆者,在冒死营救了一批犹太人后,他返身走在纳粹队伍最前列,英姿勃发,他身后的纳粹分子相形之下是那么委顿卑琐。这位顶天立地的小小少年便突然让我想起“先生”一词。
出于男人的慷慨,少数杰出女性被提携为“先生”,我想女性接受这种“皇恩浩荡”也未尝不可,只是礼尚往来,女性应该投以男人对等的礼遇才算公平。“小姐”——女人不吝男人于此称呼中分一杯羹,只怕男人不敢消受。《三国演义》中,司马懿即便遭受被赠女人衣裙的羞辱,却到底不曾被叫作司马小姐;而太监,也还是被叫作公公的。这是男人给男人留的情面。
大千世界,成日在眼前晃动的无非是女人和男人,耳里充斥的多半是“小姐”和“先生”。其实,称呼什么不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把自己修炼成真正的、大写的人。
(作者为北京某刊物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