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街,江苏宿迁最后一片历史街区,如今半是荒草萋萋,半是施工工地,临近宿迁最繁华的商业街幸福路一侧,苏宁集团的旗舰店和商务办公楼的玻璃幕墙映照着车水马龙。”日前,《中国文物报》用整版篇幅报道了江苏宿迁打着继承弘扬历史文脉的旗号大肆进行商业开发的现状。
所谓“恢复”,不过是商业开发的另一种说法
记者找到了在网上公示的《宿迁1897——东大街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计划对宿迁幸福路商贸中心进行改造,该区域内包括了省级文保单位道生碱店以及建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群。道生碱店建于1897年,也是这个改造项目名称的由来,说明方案制定者很看重历史。
改造主要分为ABC三个功能区:其中A区和C区是商业区和高层住宅,而B区是“恢复东大街传统街区”。然而,“恢复”的方式竟然是“以文化体验式商业为主,辅以文化展示和体验式居住区,打造优秀的城市文化休闲中心,主要安排特色餐饮、茶馆、咖啡厅、特色会所、创意作坊、体验式住区等”。显而易见,所谓的“恢复”,不过是商业开发的另一种说法。
规划方案显示,改造中将“保留街区巷道原有的肌理”。但记者了解到,道生碱店已根据规划被平移到了28米之外的地方,它所在的东大街在这两年的拆迁过程中,早已面目全非。除了几十户散落留存的民居之外,原有的活态街道形态风貌、街道布局的肌理早已荡然无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规划方案赫然写着,这次拆建改造的目的在于“深入发掘和整理城市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扬”。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学鹰曾为保护南京老城南奔走呼吁。他告诉记者:“建筑遗产是体量最大、分量最重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组成的村落、城镇、城市及其历史街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创造出的一个个空间场所,不仅是人们生活、工作、交往的物质载体,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心灵。”
宿迁这种斥巨资自断文脉的事,绝非个案。从岳阳楼边、洞庭湖前的卞和街,到南京老城南历史街区内的仿古建筑,拆真建假的行为已经从一个小的文物“点”,扩大为以历史街区为代表的“线”,甚至扩展到了以城市聚落为代表的“面”,散布在全国各地。“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载体,不断从人们的视野中被抹平,渐成伤心的回忆。
利益的诱惑与文化的误读,是两大“推手”
近年来,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关于停止拆真建假的呼吁不绝于耳,文物部门也屡屡叫停相关工程,然而收效甚微,此种风潮仍有蔓延之势。
根源何在?利益的诱惑与文化的误读,是两大“推手”。
文物遇上开发,怎样才能更挣钱?这是许多地方选择“保留修缮”还是选择“拆除新建”的基本标准。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徐怡涛所说,拆真建假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建”,而在于“拆”。因为“不论建起来的是现代商业街,还是仿古建筑,被拆掉的历史都将一去不复返;不论是以危房改造、改善民生为理由,还是以发展旅游、提升经济为目标,文物的价值在与其他价值进行比较时,总是可以被放弃”。
公司投资、商业运作、用经济补偿手段迁走原有住户,继而打造商业街区,这是国内大部分拆真建假项目所使用的方法。以宿迁为例,据《中国文物报》报道,“宿迁1897”项目的商业开发将获得超过4.2亿元的经济收益。与此同时,“在拆与建的过程中,政府完成了土地流转,以一种自断文脉、饮鸩止渴的方式收回了土地的所有权”。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项目经理李光涵如是说。
另一方面,不能否认有些地方确实是想提升文化品位、延续历史文脉,但误读文化的真实内涵,以为盖些仿古建筑、有了“古意”便是有了文化底蕴。还有些不认真研究本地历史文化,只是盲目跟风、效仿,甚至攀比,于是出现仿古建筑、仿古街区相互模仿甚至抄袭的情况。
相对于两大“推手”“撼天动地”的力量,文物部门的管理力度简直就是“和风细雨”。他们虽然能够理性认识到拆真建假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是由于不具有直接的管理权,缺乏强制力。正如李光涵所说,文物部门相对弱势,如果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局不具有干预的权力。类似于宿迁东大街的拆建改造,文物部门所做的只能是呼吁制止,但很多时候的结果是无奈的叹息。
浪费的不仅仅是钱,还有文化资源
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拆真建假工程,专家学者们忧心忡忡。
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向记者表示:“这不是政绩,不是文化,是造假!有些地方甚至不惜高额举债来全盘仿古,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像济南老火车站,先是拆了,现在又要重建一个,难道不是浪费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更是直言不讳,“这种浪费,浪费的不仅仅是钱,还有文化资源。”
显然,“旧瓶装新酒”的开发模式花费铺张、切断历史、公众的态度消极,已经难以为地区赢得发展。
采访中,专家学者们为扭转拆真建假这股风潮支了两招:一是慎“拆”,重视历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二是慎“建”,找到正确利用文化的途径。
徐怡涛说,“要一个一个将拆真建假的项目‘按’下去是不现实的,所谓按下葫芦起了瓢”。因此,只有理解了以文物为载体的历史文化的价值,才能从根本上祛除各种打文物主意、谋经济效益的“病根”。
谢辰生说:“我们现在对文物的认识远远达不到透彻的程度。”他举例道,汶川地震时,一个清同治年间的四合院只掉了几片瓦,而它旁边的楼全塌了;北京“7·23”大雨时,全城水淹,故宫里却没有一点儿积水。为什么?很多古建筑蕴含着今人还未了解的智慧,“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地抛弃、否定。就像陈毅同志说过的‘宁可保守不能粗暴’,否则一旦搞错了,后悔莫及”。谢老语重心长。
李光涵认为:“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有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值得发掘的文化资源很多,也呼唤更多的兼得文化精髓与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她觉得山西平遥古城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街道肌理,是实现历史延续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案例。谢辰生则特别强调,“盲目重建不能提倡”,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必须“切合实际,从实际出发”。(本报记者 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