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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4年02月24日 星期一

    谈史论世

    用地图绘就中国历史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

    葛剑雄 《 光明日报 》( 2014年02月24日   15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 国家地图集编纂委员会 编纂 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经三十余年的努力,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终于面世了。第二、三两册的编稿和设计也基本完成,只待清绘制印。但此书半数以上的编委已经去世,其中包括硕果仅存的编委副主任、享年102岁的侯仁之院士,在世的编委最年长的92岁,最年轻的我也已69岁。

        1982年12月,《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法学家张友渔任主任,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任副主任兼总编纂,副主任还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侯仁之、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念海、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翁独健,编委有林甘泉、余绳武、任继愈、高德、黄盛璋、邓锐龄、陈桥驿、邹逸麟等,几乎囊括了历史地理学界和相关学科研究机构负责人和学术权威,数百位专家学者承担了编纂工作,或参与协作。1983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议,确定了编纂条例,任命了各图组负责人,讨论了部分样图,编纂工作全面启动。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进度快的图组已基本完成初稿,但有的图组因前期成果有限,或工作量太大,人员不足,计划一再推迟。1991年10月,总编纂谭其骧先生突发脑溢血,丧失工作能力,延至1992年8月去世。编委会决定不再设立总编纂,由林甘泉、高德、邹逸麟组成助理小组,代理总编纂工作。张友渔去世后,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继任组委会主任,其间一度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汝信署理。

        这项工作之所以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它的艰难程度和巨大的工作量。不少人以为既然已经有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再编《国家历史地图集》就会轻车熟路,这是由于不了解两者的差别。实际上,《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以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而《国家地图集》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历史地图集,包括远古遗址、夏商周、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宗教、农牧、工矿、近代工业、城市、都市分布、港口、交通、战争、地貌、沙漠、植被、动物、气候、灾害等20个图组,1300多幅地图和相应的表格、说明等。显然,这绝不是数量的扩大或重复,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和质量的提高。

        除疆域、政区等少数图组有较成熟的研究基础或资料相对集中外,其他大多数图组都缺乏前期研究成果,往往只能从头开始。与编绘现当代地图不同的是,前者一般都有现成的数据和资料可以利用,即使发现缺漏错讹也能通过实地测量、考察或搜集资料加以弥补校正,后者却只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找证据。即使有幸找到遗址、遗迹或遗痕,也得进行艰巨的复原和重建,方能在地图上得到正确的显示。写论著可以用比较模糊的描述,编入历史地图的每个地理要素都必须确定其时间、空间和数量(或)等级的范围。例如要画一幅当代的植被分布图可以利用卫星遥感照片、航拍照片、实测结果、调查资料,必要时还可临时补充或核对,而要画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植被分布地图,就只能依靠分散的原始资料和有限的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已故研究员文焕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珍稀动物的分布,在史料中大海捞针似的收集资料。但直到他去世,有些种类还无法成图。例如,史料称“古时”“南方”或“楚地”有某种动物,在地图上如何表示?画在哪个时代,标注在什么空间范围?我国古代的农业史料堪称丰富,农史研究成果也不少,但要据以编纂历史地图却远远不够。为此负责农业图组的史念海先生从培养人才着手,招收了一批博士生,每人做一个历史时期的农业地理,完成了一批断代农业地理研究成果。为了保证质量,直到年近九旬,史先生都坚持亲自编图。

        由于基础研究不受重视,“大干快上”,急于求成,政策导向不利,这类长期集体项目一度陷于困境。不少学科分支或备受文革摧残,人才青黄不接,或刚刚建立,中青年骨干急需提升职称,竞争基金和奖项,争取学术地位,对这类二三十年不出成果、个人作用难以区分的项目自然无法全力以赴。更大的困难则来自经费短缺,绝大多数图幅实际上已由我(编辑室主任)与图组组长一一审定签发,但第一、二册图集已经编定时,设计制印的经费却已山穷水尽。忽有某文化企业家愿意赞助,条件之一是要交他的企业出版,当时的国家出版总署破格批准。但不久该人出走境外,经费完全断绝。后由邹逸麟等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全体编委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后期工作方得以继续。

        中国历史悠久,史料丰富,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历史地理研究具有独特优势,已有成果涉及自然、人文各主要分支,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具备的。如欧洲、北美的历史地图最多编至二三百年前,且只能以人文地理为主,而中国可编至二三千年前,且包括自然地理。如气候变迁地图能显示长时段的变化,而器测数据和现代观测记录不足200年,较完整的记录只限于很少地点。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在世界上拥有领先地位,有望对人类作出独特贡献。

        (作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兼编辑室主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前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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