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2013年以来,由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带领的民建中央调研组,先后赴湖北、河北、山东等10多个省市进行实地调研,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认为:城镇化涉及“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只有围绕这五大要素的协调、互动发展深化改革,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面对巨大投资需求,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行“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发展新模式,充分激发民间资本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投资活力。
解决“人往哪儿去”问题,应“两条腿”走路
“人”是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人”的城镇化要解决“人往哪儿去”和转移人口“如何市民化”两个问题。辜胜阻指出: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实现依托大城市推进城市化与主要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并重。
县城是我国农村行政、生产、流通、交通、服务中心,是城市之“尾”,也是农村城镇之“首”。调研组在河北调研发现,河北城镇化发展的最大潜力在县城。截至2011年,全省有135个县(市),城区平均人口规模11万人,20万人口以上的县城只有12个。河北省有41%的农民工选择在本市落户,反映了这类城市生活比较方便,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与落户农民工的乡土观念、生活体验比较契合。
在山东,调研组发现,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是山东省城镇化的最大特点,重视农村社区建设是山东省城镇化的重要特色。部分地区通过“三集中”,即人口向城镇社区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和经营大户集中,奠定社区产业基础,促进转移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让他们在就业创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教育、住房保障、民主政治权利等方面逐步与市民同权,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
调研组认为,城镇化过程中解决“人往哪儿去”问题,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以大带小,把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另一方面要依托县城和县域中心镇发展中小城市,进一步提升其人口聚集功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将农村社区建成城镇化的末端,鼓励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实现城镇化的均衡发展。
转移人口市民化带来巨大商机
辜胜阻指出,推进人的城镇化关键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是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突破口。当前我国大量城镇公共服务设施不能满足社会民生的要求,城镇基本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都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供需之间存在巨大商机。
在湖北襄阳、随州、黄石等6个三线城市的调研表明,目前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有六项成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管理费用、保障性住房支出。
调研组发现,广东96%的流动人口集中在珠三角,大规模外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需求与流入地公共资源有限配置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尽管珠三角地区正在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但覆盖水平依然较低,仍不能满足外来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
“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要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辜胜阻分析认为,公共服务过去主要由政府提供,面对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爆发式增长,单一政府主体在供给数量和质量上远不能满足需求,要鼓励民间资本兴办各种公共服务机构,同时创新政府购买的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覆盖面。引入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规模和质量,降低政府购买成本,增加城镇居民选择的机会,提升投资效率。
民资在九个空间大有可为
城镇化带动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能源流的高速流动,必将引发巨大的投资需求。调研组认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扩大民间投资渠道,充分激发民间资本在新型城镇化中的投资活力。建议把握九大机遇激发民资活力:
城镇化能够拉动巨大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要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能源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镇化将引发服务业大发展,要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服务业,激活多种市场主体在服务业中高效配置资源;
城镇化需要加快公共服务体制改革,要引入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加快公共服务发展;
城镇化将引发巨大的住房需求,要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建设,化解政府资金缺口;
城镇化倡导“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绿色发展;
城市产业升级需要民营科技企业发挥助推作用,要引导民间资本和科技人才向创新企业集聚;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
农村城镇化和新型社区开发是实现农民就地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多元经营、城乡兼顾的龙头型民营企业要担当城镇化的市场驱动主体;
城镇化必须有坚实的产业支撑,要鼓励民间资本构建有利于创业和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层次金融体系,支持农业转移人口的创业。
辜胜阻指出,相对于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民间投资和私营企业存在更强的营利动机,一旦引导得当,会在客观上加速相关投资建设进程和提高投资效率,同时也能够大大缓解城镇化发展的“瓶颈”约束。(本报记者 王海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