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诗何以诞生

    好诗的诞生，无一不是语言与心意水乳交融的结果。没有合适的语言载体，再独特的意识、灵感甚至新鲜经验，也不过是在大山上挖起的一锹沙土，不是泥塑，更难以成为黄金；而如果没有主见，最聪明出彩的语言表达，充其量也只仿佛一架纸飞机，徒有外壳，引不起人们内心的震撼与共鸣。或者尽管可以是诗，但与人们所期待的好诗相距甚远。譬如某些“废话”：“下雪了，我披上棉袄，走在解放大街，然后，走着。”唯有语言与意识的自觉融合，才可能产生深刻隽永的诗句。

    语言、意识与诗歌的关系，难于梳理，但又必须梳理。因为它不仅关涉诗歌是什么，还关涉诗歌写什么和怎样写。诗歌从自然的模仿，到作为诗人感情和思想的抒发，再到语言的形式与结构，这个过程中，语言逐渐从介质和工具，上升为诗歌本身和诗歌目标，语言在诗歌中获得了超越它本质的地位和荣誉，并进而呈现出某种神秘化的趋向。这种把艺术的创作主体即人尽量遮蔽，把诗和语言向客观化推进的努力，能否让诗歌记得它自何处出发，以及将去往哪里？

    这里涉及了一个认识判别的误区。与其以为语言有这么重要，毋宁说是意识层面——突破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太难了，使得我们不得不回到语言外壳上打主意。经典作品无不是语言智慧与独到经验的一次完美结合。同时“语言”即是“思想”，二者早已互为彼此。即便是信手拈来，也是灵感借助于长期工匠般训练的语言自觉（这灵感也是建立在强大的思想、经验之上）。伟大的诗作都提供了这样的范例。成熟诗人的语言都不是问题，为什么作品还是有优劣之分？差异最后还是在“意识”层面上。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诗到语言为止”是思想的懒汉或者懦夫。“姑娘好像花一样”这样天才的比喻，本质是意识在起作用，绝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诗人首先应该是生活大师和思想家。

    瓦雷里认为，诗人的主观努力才是好诗的保证：“神明亲切地无偿送给我们某一句诗作为开头；但第二句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并且要与第一句相协调，要配得上它那超自然的兄长。为了使它与上天馈赠的那句诗相当，运用全部经验和精神资源并不为过。”我们在写作中必须进行大量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由于诗人不依赖灵感，而运用抽象思维字斟句酌，诗歌创作就成了艰辛的劳动，诗人形象也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沉醉于迷狂、“总是在昏热的夜晚拈诗一首”的“蓬首垢面的狂人”，而变成了“近乎代数学家的冷静的智者”“精炼的幻想家”。

    语言“将来自灵魂并为了灵魂，包容一切：芳香、音调和色彩，并通过思想的碰撞，放射光芒”。一边是诗人驿动的内心，一边是身外安静的语词，二者的蜜月，便诞生了诗的华章。这是神秘的缘分，更是自觉的语言训练与强大的理性积累遭遇，而迸发出的灵感火花。在此诗人的天分、才情处于从属地位。

    一首诗歌的降生，首先孕育于作者的诗情萌动，如憋红脸的母鸡到处找窝。诗人调动诗情、组织诗语，激发诗思、呈现诗美、畅达诗心，最初的诗情经过深思熟虑后转化为诗语。海德格尔的“语言自我生长”，更应该理解为这样一种“心意动而语言成，心意指而语言去”的诗歌语言。

    诗人是语言的主人，而不是其奴仆。离开诗人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所谓“纯诗”只是幻想的花朵，“零抒情”只有在反对矫情、浮华的意义上才有价值；语言归根到底是思维的外壳、媒介与工具。唯有被感动，并产生了新的判断、新的意识、新的意蕴、新的经验乃至新的血肉，语言才显得举足轻重；特别的感受，理念的飞跃和升华，需要有新颖、别致乃至意外的创造性的语言来与之匹配。这样的“语言”与“意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诞生出了心中的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