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舍本逐末办教育

    ●问诊

    虽然在中外大学的发展史上，大学承担着数项重要职能，但教学功能却一直都应排在毋庸置疑的第一位。教学是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多项职能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位置颠倒，不要说发展，整个大学的自在逻辑都是乱的。而反观我国大学，近年来不乏存在一些本末倒置的现象。

    高校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提高育人质量？这一直是困扰大学良久的问题。我认为，提高高校教学质量，首先要有一个澄清理念的过程：不能再舍本逐末办教育。如果这个最根本的认识问题解决不好，不仅高校会异化、办不成世界一流大学，连过去的好传统也要被丢掉了。

    观念统一之后（我说的统一，是真正地达成共识，而不是每天写在纸上、挂在嘴上），其后要改革的就是各种不合理的评价体系。这必须伤筋动骨地改，不能再小打小闹。这些年经济领域项目化、精细化的作风被强行移植到了高校，使得对大学、对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一定程度上都流于形式化，成为影响高校质量提高的一个很大障碍。比如针对当前的就业问题，有人提出“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学校无能”；而部分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要承担着科研压力；对学生，过分强调分数，忽视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最重要的人格完善。其实，无论对于人才还是高校，评价都不可能是精确无误的，它本身的属性就决定了这应该是一种模糊的、大概的标准。而所有这些都有待提高和完善，否则难免会有关于“中国高校教学质量差”的吐槽。

    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真正的好课堂，一定是给教师和学生留有自主空间的课堂。而事实是在一些大学，给大一大二学生规定的课程太满、太偏重于知识，以至于学生渐渐忘记了自我咀嚼、消化的快感，每天只会张着嘴等着老师来喂。改变这一现状同样需要时间，刚刚放开的度该如何把握，还有待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程方平）（本报记者 邓晖采访整理）

    ●言论 

    如今不少大学都有“五重五轻”：重学术，轻教育；重科研，轻教学；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生教育；重教师学术的博大精深，轻教师的品德对学生的影响；重市场功利对学校的要求，轻学校对学生人格尊严的培养。此“五重五轻”归根结底是：重当前的有形、有用，轻长远的无形、“无用”。重，无可厚非，轻，则完全错误；而所轻的恰恰是更为重要的、更为基础的。

    ——杨叔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

    大众化高等教育并不意味着允许低质量的教育。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一个能反映基本现实需要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框架，然后确立不同类型、层次的大学教育在这个框架下的质量指标权重和培养方案。

    ——俞立中（华东师范大学前校长、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盘点

那些年学生一起追过的课

武器构造课，老师亮出AK47

    老师在讲台上一手拿着AK47突击步枪，一手拿着M16突击步枪，这种画面是否足够震撼？南京理工大学有一门“自动武器构造课”，课堂上的照片流传到网上，把网友们给“震”住了。大家感慨：“估计这个课没人敢逃。”不过同学们说，没人舍得逃这门课，一堂课摸到30支各国枪械的机会，实在太难得。

别样思修课，煮成心灵鸡汤

    朋友是奢侈品，拥有就很满足；如果你把朋友当成男女朋友的备用品，那你就侮辱了友情和爱情……一门大学里最普通的思修课，却被复旦大学“80后”女教师陈果煮成了心灵鸡汤。一名学生感慨，这种上课方式颠覆了自己对思修课的印象，“大学时，我觉得上这种课是一种煎熬，经常听得昏昏欲睡，但陈老师上得文采飞扬又言之有物，就像一碗‘心灵鸡汤’，让人内心温暖而丰富。”

文化品茗课，学生课前忙“蹭喝”

    举杯，闻香，品茗……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余进文老师的“中国茶文化与大学生活品茗课”受到学生追捧，一个学期选课人数从50人暴增至273人，因上课不限人数，不少没有“抢”到这门课程的学生前来蹭课喝茶。“静心品茗，回归平静，找到内在的自信，这是这门课的宗旨。现在的大学生比较浮躁，品茶会让他们静下心来。”    （本报记者 邓晖整理）

    ●回忆 

三次课，一辈子怀念

    除了班主任训话外，过常宝是站在我大学课堂上的第一位老师。大学第一堂课就能够碰到一位真正令自己眼界大开、思想洞开的老师，实属难得。而这份儿难得，能给整个大学生涯带来怎样的正面影响，实在很难估计。

    当过常宝老师身着一件运动服，脚踏一双耐克鞋步入教室的那一刻，我们北师大2001级中文系150名学生成为了幸运儿。过常宝老师是安徽人，因为一张娃娃脸，中文系的学生都亲切地叫他“过宝宝”。他身形略胖，其貌不扬，然而当他站上讲台，念上几句古文，气场顿时强大起来。他给我们讲的是先秦两汉文学史，至今我仍然记得第一堂课上，当他用略带南方腔调的普通话声情并茂地诵读“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时，散发出独特的诗性气质和魅力。

    “过宝宝”的史料考据功底非常扎实，而他真正打动我们的，不是这些考据的功夫，不是掌握材料上的庞博，而是在理解古人中的那一份儿灵动、独到。他从不人云亦云，也从不教条式地授课。在他的课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西方20世纪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浪漫传统的神奇结合，惊奇地发现弗雷泽的《金枝》、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被“宝宝”引用过后，竟然对于《楚辞》和古代神话系统具有如此贴切的阐释魅力。

    “宝宝”也是一个机智、幽默的老师，课堂应变能力极强，但他每次来上课，依然要写厚厚的讲稿。他对学生很体贴，一般都会准时下课，让我们免受食堂拥挤之苦。他偶尔也对我们很严厉，遇到不听讲的学生，他会说“你若觉得课不好可以不来，上图书馆光看看书架上那些书的书脊，也比坐在这儿聊天强。”

    记得“宝宝”曾自嘲“大学四年上两次同一老师的课是一种悲哀”，而我却在大学四年间上过三次“宝宝”的课，分别是“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散文”“唐诗鉴赏”，从未觉得悲哀，我永远感怀他。（罗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