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课堂，患了什么病？

    编者按：

    2013年11月，本报以整版篇幅推出《大学生活，能这样度过吗？》，大学校园里一些学生“课上睡觉玩手机、课余追剧打游戏”的生活状态令人震惊，引人深思。也正是这组报道，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暮气沉沉的课堂，以及隐藏其后的一些“并不那么健康”的关系，比如教与学，比如学生与老师。

    究竟是什么让大学课堂失去活力？让学生对学习提不起精神？又让某些大学老师如此敷衍了事、三心二意地站上讲台？我们继续探访，希望从课堂——这个构成大学教育最基础的肌理入手，透视大学教育本身，挖掘产生这一状态的深层次原因。

    犹豫再三，李小萌还是按下了手机发送键。

    几秒钟后，北京某高校教师陈锋的手机响了，“最近忙着准备出国考试，上课出勤率不够，期末考试也没能发挥好。但申请出国对成绩要求严格，恳请老师高抬贵手。”

    这是他在这个考试季收到的第11条求情短信。“几乎年年有，今年不算多。”从教才5年，陈锋却早已习惯了学生的这种“明目张胆”，“这还只是‘出勤率不够’。有的学生直到上了考场还没见过我两面，张嘴就是‘刘老师，请多关照’。”

    课堂，是什么？《辞源》如此定义，“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场所，学校育人的主渠道。教师应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挖掘蕴含其中的无限生机和活力，使其成为学生生命成长的原野。”可这样的描述，在李小萌和陈锋眼里却都有些“和现实脱节”——因为在校园里，“学生无心学、老师无心教”的情景并不鲜见。

    我们不禁要问：大学课堂，究竟患了什么病？

大学生为何“逃离”课堂？

    刚应付完期末考试，正在北京某高校攻读工程硕士的刘达就忙着在网上发帖：“征下学期有偿代上课：每天100元，无需笔记，坐着即可。课表私信，非诚勿扰”。

    刘达在北京一家桥梁建筑公司工作，长期在外地承包工程。这个学期的大部分课程就是“代上”替他完成的，“找了个学校的大三学生替我签到，他反正不爱上自己的专业课，还能趁此赚点生活费，一举两得。”没过两天，这个在“生活服务吧”发出的帖子就有十几页跟帖者“热情应征”。

    课堂效果怎么样、气氛好不好，本是衡量一所大学育人质量的重要指标。可如今的大学校园，上课睡觉、玩手机，甚至逃课、有偿代课都不是什么稀奇事。“之前论坛上还流传过这样的帖子，‘请后面说话的同学像中间打牌的同学一样，安静一点。这样就不会吵到前面睡觉的同学了’。”对于这样的调侃，李小萌和身边的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心照不宣”地转发。在她的班上还有个男生宿舍，把“上课记笔记、打开水、早操签到”等事项列成任务单，每天由一个人承包负责，“不值班的人去不去都行，反正点名时有人报信”。

    千辛万苦“挤”过独木桥，不就是来学习的？可为何又有如此多的学生不爱上课？是懒得学、学不会，还是课堂没意思？

    “都有。”大三学生刘景这个学期的课表上，只有一门学界“大牛”的课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剩下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酱油课”——不太点名、逃课安全、过关轻松、易拿学分，“这些课特别火爆，靠人品才能刷得到。”而此前一项调查则显示，87.9%的人坦言“酱油课”颇受追捧；63.7%的人认为原因是“受社会‘过关’心理影响，只求过关不重收获”；61.0%的人认为是“社会功利化风气所致”；46.1%的人觉得是因为“真正能学到东西的课程太少”；还有人选择了“升学、找工作需要看分数”“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何管理自己”等。

    考试季前，记者来到北京某高校的一门文科课堂。课容量150人的教室内，空着的座位并不多。授课教师赵老师告诉记者，临近期末，学生怕老师“突袭”画重点，所以基本上都能“亲自来上课”，“最近课上多了，看到不少眼生的学生”。可尽管人在课堂，老师开讲后，能认真听讲的人却寥寥无几。不少人摊开高数、英语等更难过关的课程资料开始复习。

    “不少老师要么照念课件，要么还是老一套的教材大纲，听不听都一样，考前突击吧。”因为师姐的一句“千万别在本校读研，老师又把本科4年的课件加工加工，研究生继续念3年”的建议，更因为无趣的课堂，刘景选择了报考外校研究生，“但愿能多听到几节高水平的课。”

老师为何“漠视”课堂？

    不爱点名的陈锋是在学生中“口碑比较好”的老师。尽管知道自己的课上也有逃课缺课的学生，可他却“一点儿也顾不得”这些，“都是大学生了，全凭自觉吧”。7月份就要评职称的他，脑子里只装得下那几件“更重要的事”：评项目、做课题、发论文、找关系。

    “只见过科研成果多破格评职称的，哪见过因为课讲得好提教授的？”中部某高校老师赵平楠所在的教研室，除了完成必要的课时任务，“有些资历”的老师都不愿多上课，“课时费一节才50元，哪有做项目、拉课题赚得多？我们学校发一篇SCI，直接奖励3万元，有的学校奖5万元，这得讲多少节课啊？”

    教学与科研，本是高校教师工作中不可偏废的两面，但现有的利益导向机制却让上课变成了不少老师眼里“最不重要的‘良心活’”。青年学者廉思曾经带领30人的团队，在全国5个城市调查了各类高校的5000多名年轻教师，结果显示：超过60%的青年教师会把做课题放在给学生上课前面，67.8%的人坦言“教学质量不会影响晋升”，32.5%的人直言，教学压力主要来自“学校的考核”，把学生的认可度当作压力的，不足两成。

    “因为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有量化要求，年轻的老师不申请项目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有些老师就是奔着钱去申请项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温儒敏曾直斥这种“病症”为大学的“项目化生存”，“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项目化’生活了，很少给本科生上课。我到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本是分内的普通事情，没想到此间报纸还当作新闻专门报道。”

    陈锋则认为，导致不少老师上课三心二意、敷衍了事的原因还有与科研相比，教学指标体系软、难以实现有效监控。在对美国本科教育的反思中，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博克将教学称作“黑箱子”，“没有人知道其质量究竟发生了多大的改变，尽管经过不断的试验、评价和改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质量标准采取新的方法，但这些进步并不一定能获得别人的认可。”

    而他的同事，在哈佛大学任教30多年，曾担任哈佛学院院长8年的哈瑞·刘易斯则惋惜地把大学这种轻视教学的做法称作“失去灵魂的卓越”，“现在学术追求替代了大学的教育任务”，“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存贮地，这些大学是成功的，但他们忘记了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十几岁的人成长为二十几岁的人，让他们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远大目标，毕业时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

    “差不多就行了。”刚入职时，陈锋也曾和这种“不负责任的想法”做过抗争，可把过多时间放在教学上后，每次同门聚会师兄弟发论文、出项目的速度都让他有些汗颜。甚至有在外校工作的师弟得知和他带同一门课程后，直接要走了他精心准备的课件，只为了“可以少花点功夫”。直到有一次，看到所在院系申报经费不菲的教改课题完成后，负责老师的课堂依旧暮气沉沉，陈锋选择了妥协和自嘲，“听说之前全校上课景象最壮观的时候，就是本科评估阶段。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赶上这样的‘好时候’。”

谁该为精彩课堂负责？

    点击任意一所大学的网站，每所学校都在强调高校的四大基本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与课堂质量紧密相关的“人才培养”。也几乎每所学校的校长隔三岔五总要提及“必须坚持本科立校”。

    可这一切“饱满”的论述，在少了生机与成长、缺乏沟通与交流的课堂映照下，总是显得有些苍白——无论是教师对教学的认知，还是学生对学习的态度都表明，很多高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教书育人的目标。

    究竟谁该为精彩课堂负责？

    “过去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板子总是打在老师身上，说他们忙、没责任心、只想着赚钱，可社会、学校又是用什么尺度评价学生和老师的？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就是毕业时找到的工作的好坏；衡量一所大学的优劣，就是就业率、考研率、毕业生富豪校友、进国家部委的有多少，老师发了多少论文，影响因子多大……个人成长、人格完善、高尚道德养成几乎无人过问。社会和大学的目标如此，置身其中的每个人难免不醉心于直观的结果。”陈锋认为大学失重的“病根”在于理念。

    温儒敏对这样的“短视”也很痛心，“现在社会以实用技能为标准收罗人才，舆论更被市场的泡沫所左右。人们为谋生而学习，没有内在的事业冲动，上大学无非是毕业后好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买主，卖个好价钱。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人格品质。”

    更多的人则认为，在这种理念导引下，各种异化的评价标准“捆绑”着高校手脚，让大学里的每一个人都茫然自失。

    “评价大学的大学排行榜侧重于科研水平，而不是教学质量，于是高校一窝蜂地把资源投向项目、课题，或以高薪吸引杰出学者，而没有视提高学生素质为己任。评价教师有量化的科研指标，评职称发多少论文、做什么层次的课题一目了然，教学任务完成最基本的就行。评价学生就按分数，每个班级还有正态分布任务，七凑八弄总能及格。反过来，学生评教也无所谓自己收获了什么，课好不好过、人厚不厚道、划不划重点才最重要。”一环环紧密相扣的评价让陈锋有些透不过气。而在他眼里，前不久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和浙江大学一年2000万元设立教学促进津贴的改革未必有大的成效，“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要反思。改革必须伤筋动骨、上通下达。”

    李小萌最后还是得了91分，在班上处于中游。一旦涉及学生前途，陈锋总是不愿耽误学生。可他依旧向往能上一节汪曾祺先生笔下西南联大那样的课，“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本报记者 邓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