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学者跨越半世纪的接力

    12年前，时年83岁的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杨翼骧先生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拙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已出版三册，至元、明为止，本拟续出第四册（清朝），但因眼力不济，难以完成，现已托我的学生乔治忠及古籍所的另一同志代为编写，完成后署他们的名字，就与我无关了。”2003年，杨先生辞世，续编的重任彻底落在了乔治忠肩上。

    如今，乔治忠已年逾花甲，他带着学生朱洪斌，终于完成了老师的遗志。近日，由这三代学者跨越半世纪合著的四卷本《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标志着上起先秦下至清末、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体系正式建立起来，绘制出了从武王伐纣至清帝逊位约3000年间的中国史学发展蓝图。

    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认为，这部著述用一手资料勾勒出的中国史学面相，更为真实、更有历史感。“研究者可以从丰富的资料中获得中国史学发展的细节与面貌，进而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地发掘史料背后的历史真实，从而使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学界对于乔治忠与朱洪斌接力编纂的“清代卷”，亦不乏赞誉，安徽大学徐国利教授称其为“清代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拓荒之作”，且“考订精审，编纂独到，深具史识”。

开山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展、各时期史学活动状况，以及史学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承担着梳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的任务。

    乔治忠认为，中国的理性思维首先从历史思考上发端：周人灭商后，对夏商周三代历史变革进行了总结，从蒙昧的天命迷信中打开了一道缺口。此后，中国史学逐渐兴盛，历史记载连续不断，与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密切联系。史学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杨翼骧先生以毕生精力搜罗资料、考核编纂而成的名作，被学界誉为“治中国史学史不可不读之书”，在上世纪末陆续出版了三卷。全书主要按照年代顺序，将经过甄择、校订的反映历代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予以编纂。收录的资料包括从秦汉到元明的史家史学活动、历史著作、官方的史学活动、史学发展社会机制等方面的重要史实。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推出后，历史学家白寿彝在看到此书“宋代卷”后深表赞赏，专门写信询问其他卷的出版安排。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砺波护曾表示：“这是我常置案头用来参考的书。”仓修良、瞿林东等史学史专家也都著文盛赞，称这是一部“具有为后人修桥铺路性质的书”，“嘉惠后学，其功大矣”。

    追溯杨翼骧先生最初编纂资料的时间，记者发现，早在1957年，杨翼骧先生就发表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可见当时他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实质性工作。不过囿于各种困难，进展难说顺利，同时杨先生对学术著作精益求精，加之晚年视力衰退，只完成了前3卷的编纂。编纂清代卷的计划搁浅，事非得已，不得不将其托付给自己的门生。

接力

    编纂工作看起来像是在抄书，但实际上靠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积累。对于史学史研究而言，资料的整理至关重要，正因为此，杨翼骧先生才将整理中国史学史资料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

    近几十年来，由于国内学术管理体制的改变，基本资料整理工作渐渐不被人重视，再加上大型的资料汇编一个人难以独立完成，这就造成很多学者对这项工作望洋兴叹。

    “一定要把清代卷编出来！”这是乔治忠师徒对先生遗志的担当，更是肩负起历史学者的一份神圣责任。

    “最后那册资料编年什么时候能做成？”大约在此前10年时间里，国内史学界专家见到乔治忠教授时，总要这样问上一句。“但是后来大家都不再问了，大概他们认为这件事我们没有做，或者做也做不成吧。”乔治忠心里其实一直在回答：“请放心，我会完成老师的遗愿。”

    今天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4部书的扉页上，印有3位编纂者的照片，其中有两张令人慨叹：一张是乔治忠身着博士服同导师杨翼骧先生的合影，另一张是乔治忠与身着博士服的朱洪斌的合影。

    清朝虽去今不远，但存世史料浩如烟海，且许多材料分散各地，并不易见。要想高质量完成这项工程，其难度并不亚于前3卷的编写。自从接过杨先生的重托，乔治忠十几年来心无旁骛，一直从事此书的编纂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物色了一位帮手——他的博士研究生朱洪斌。朱洪斌2007年博士毕业后，乔治忠把合作编纂的任务交给他。从那时到这部书最后出版，师徒一干又是6年。

    屈指算来，这一套著作，三代学者用了半个多世纪来打磨。

增订

    杨翼骧先生编纂这部书的时代，研究条件远不及当今，难免遗珠之憾。为此，乔治忠和朱洪斌在编撰清代卷的同时，还对前3卷进行了增补和订讹。

    “考订每一条资料都像爬一座山。有的山爬得人多，有的山没有人爬过。编纂史料编年不仅需要把每一座山都攀登一遍，为了全面汲取前人的成果，相当于还要沿着前人的登山路再走一遍。”朱洪斌说，“一般的研究课题都是下功夫专门研究一种现象、一个人物，而编纂这套书却需要对整个历史有一个系统的把握。查阅、收录、校对，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工作十分庞杂，更需要严谨的治学精神，它最终要接受各路学者的检验。”

    比如编撰“元明卷”时，许多史籍被图书馆列为“善本”，杨先生编纂之时也不易查阅。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出版之后，许多此前难以寻觅的史书，就都可以查到了。但也造成了另一种困难：资料的取舍特别费工夫，给研究工作增加了大量的工作量。《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出版时，仅这一卷就比原先增加了约10万字。

    编年该从什么时代起始？这是整套书不能回避的问题。最初杨翼骧先生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编，因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始于此，这样编写，合理、严谨，没有争议。但是，中国史学史需要探寻中国史学的起源，这在学术上同样非常重要。为此，乔治忠根据多年研究，决定从武王伐纣开始编纂，他认为，西周之初总结了殷商亡国的教训（即“殷鉴”），这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杨先生所著的第一册书中，唐文宗“太和”年号出现10多次，但是编辑发现在通用的几种中国历史纪年表上，唐文宗的年号都是“大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乔治忠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发现是流传甚广的《资治通鉴》出了问题：它的各种版本都将唐文宗这个年号写作“太和”。此后史籍中多沿袭此误，《四库全书》甚至将新旧《唐书》中正确的年号依照《资治通鉴》误改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史学编纂工作随处都可能出现问题，不可不慎！”乔治忠说。（本报记者 陈建强 本报通讯员 陈鑫 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