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家风家教都是评判一个人品德的重要维度。由于家族之于我们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对家族的关注几乎是全社会的话题。我们从小都被告知,出门在外,体现的是自家的家风家教;我们还被告知,做人是从家庭环境开始的,只有真心诚意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余世存的《家世》是这一话题的最新收获。它的特殊性在于作者具有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对家风家世的观察既有学者的态度,又有作家的情感。这部散文式著作的问题意识是社会性的、个人性的,它在追问读者:在中国社会或著名或普通的家族面前,你是失教的吗,是缺家教的吗,你能总结出自己的家风家教吗,你给社会或孩子提供了什么样的言传身教,给自己养育了什么样的品质……
孙中山曾说过:“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中国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宗亲家族伦理被我们当作负面的、反动的东西。使得传统中国文明的宗亲一环在近代以来出现了新儒家们所说的“坎陷”,出现了社会学家们所说的“断裂”。可以说,余世存的著作是立足于家族功能,尤其是家庭教育,但他的视野是世界性的。
在现代世界强大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面前,家庭教育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使得现代人的品质大同小异,很少看出其背后的家族烙印。余世存在书中指出,那些仍显得与众不同、仍有创造力、仍能给人教益的人物,多跟其家世或者家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家庭教育的功能作用无可代替,如他笔下的福建林家是要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浙江蒋家人多中西会通,海南宋耀如家是要做伟大人才……
余世存认为一个家族的成员在心性和行为上多有相似特征。其中林家的专业精神让人叹服,作者把这一特点当作中国人现代急需的品质。至于其他性格特征,作者在书中也多有可圈可点。如查家人的清高、高贵,其谨慎内敛和祖上遭遇“文字狱”有关。作者在查良铮(穆旦)和查良镛(金庸)上用力较多,诗人穆旦和作家金庸都有忠实的读者,但将其诗歌品质放在家族背景上,我们就能理解穆旦的成就。至于金庸,作者也节制地指出“金庸把查家的家族文化庸俗化了”。而作者对钱王世家的介绍也举重若轻,钱家人才“井喷”现象在华人社会都是罕见的,我们随时都可以想到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人来,作者承认“钱家享用的福报之大,是其他家望尘莫及的”,这其中就有“家训的力量”。中国人自小都知道要读好书,但好读书的习惯大概只有钱家人等少数人家做到了。
余世存是带着当代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生命关怀来写作,他对钱穆、金庸、南怀瑾、荣智健、罗斯柴尔德等人的记叙都可以看出作者有标准,有底线。他强调了家族的正面功能,那些培养了人的正直、华贵、积德行善等品性的家族,在他笔下都有浓墨重彩的表达。当然他也指出了家族教育的缺陷,如有的家族虚荣、拜金,有的家族“太上忘情”。比如他写蒋介石家族,对蒋家的忠孝节义、罪行和视野进行圈点,几乎成为一面照见当代人的心胸、民族或民粹意识的镜子。
这是一部非典型学术著作,其折射的问题是多样的。毫无疑问,作者是倾向于唤回家庭伦理和教育,在作者看来,家世问题,说清一个人的来处,以指明其去处,不仅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问题,而且是更为紧迫的中国问题。宗亲家族问题、代际问题,都是我们当代人在面对的问题。余世存著作的意义之一,是把这一问题意识唤醒了。
《家世》 余世存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