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迎来黄金时代？

    1月22日，2013中国智库排名报告新鲜出炉。这份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我国首个《中国智库报告》，也是迄今为止全国首份智库排行榜。

    当日，作为中国的唯一授权单位，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还全球同步发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研究成果《全球智库发展报告2013》，这也是该成果中文版在我国的首次正式发布。

    综合两份报告，我们发现，中国智库在数量上已位居世界第二，达到了426家，仅次于美国。但智库的作用及其影响力并不由数量的多寡决定——在全球顶级智库前100名中，中国只有6家入榜。“中国智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主持中国智库报告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洪民荣研究员说。

“思想市场”有多远

    何为“智库”？从2007年开始，詹姆士·G·麦甘博士主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项目，逐年发表全球智库排名。在他看来，20年前“智库”一词还没有很好地跨越国界，但是在今天，“该词已被视为跨国概念”。“这项活动检验了智库在弥合知识和政策间鸿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重要的是，智库在帮助改善他们所服务国家的人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麦甘强调。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视为中国智库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得到迅速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民间智库相继成立。随后，经历了大学智库蓬勃兴起、社科院系统明确功能转型、民间智库大量涌现等阶段。“总体上，中国智库从‘幕后’走向‘幕前’，从稚嫩走向成熟。30多年来，中国基本形成了从以政府内部附属智库为主，到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但国内智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有较大差距，能对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对社会产生积极性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洪民荣说。

    与中国智库发展滞后相应的是，国内对于智库建设、成长与演进机制的研究也远远不够。洪民荣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成立于2009年，是我国最早的专门研究智库发展的机构。“举个简单的例子，智库的概念炒得很热，但智库的定义、筛选标准、中国特色的智库分类、基本特征等等，并不清晰。这样的状况显然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社会对智库不断增加的需求。”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来自国内几家智库机构的负责人表达了相近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上海社科院率先从事的这项工作，有着“打基础”的意义。“做了我们想做却‘知难而退’的工作。”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吴晓华笑言。在洪民荣看来，加强智库研究迫在眉睫，“智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成为智库发展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必须进一步提升中国智库影响力，加强智库间交流，建立‘思想市场’，健全、完善和增强公共政策形成中智库的作用，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中国智库面临的困境

    影响力，成为智库运营者和研究者最为看重的指标。“智库的影响力并不在于智库的规模和级别，而是取决于其‘智力产品’的影响。”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说。

    记者注意到，《中国智库报告》从综合影响力排名、系统影响力排名和专业影响力分别进行排名。列综合影响力前10名的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同步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则显示，2013年我国共有6家智库位列全球顶尖智库前100名，排名最靠前的是位居第20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此外还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一方面，中国缺乏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迫切需要智库的支撑。“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全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各级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智库的行政依赖色彩还十分浓重，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相当欠缺，智库创新成果的评价考核机制缺乏激励性；同时，标签化、边缘化和无实质内容的智库泛起，影响了整个智库的生存与竞争环境，这些因素都使得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和创新能力受到制约，也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社会‘智政’结合的程度，影响了公共政策变迁的方向，不利于社会进步和抢占国际话语权。”王荣华说。

    官方智库缺乏独立性、学院智库与社会脱离、民间智库身份尴尬——在多位学者看来，中国智库的结构性缺陷已经日渐明显。“中国需要独立的高效的智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提出，中国的智库机构，包括大学智库，大多数资金来自政府，政府对智库的影响巨大。但另一方面，资金的利用效率也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瓶颈该如何突破

    智库如何成为国家的“软实力”？中国智库如何突破发展中遇到的瓶颈？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介绍，美国的智库基本都是民间的，且一般为非营利机构，依靠基金会资助，在资金上问题不大。并且，美国智库有自己专门的研究人员，一般都是各学科的专家，或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前政府高官。和卡内基类似，被视为现代智库之父的美国兰德公司虽然在2002年取消了“公司”的名称，但无论取消前还是取消后，它的组织框架和业务模式完全不是普通的商业公司，而是一个通过研究分析，推动政策和决策改善的非营利机构。它的研究报告的主要“买家”，是美国政府及其下属部门。

    如何摆正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智库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智库报告》指出，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之路，在政府和智库互动之间，智库必须注意影响力和独立性的平衡点；在政府和智库互动之间，政府应尽可能地给予智库更多的独立研究空间。同时，充分注意并借助新媒体、新科技、社交网络与“云”的影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认为，对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而言，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考虑：一是如何完善智库发展所赖以生存的“政策分析市场”，二是如何加强智库的自身建设。要建立政策分析研究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交流的渠道，同时逐步保证智库研究经费的多元化。

    “相对于实践需要而言，当前决策咨询产品供给存在着很大不足，社会科学研究各支队伍的功能也不甚清晰，这就迫切需要功能定位更加专业、资源配置更加灵活、服务指向更加明晰的新型智库的出现。”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指出。

    不管怎样，众多学者达成共识，那就是无论从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中国智库都在步入“黄金时代”。如何让“智库”真正成为政治决策、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力量，需要各界更多地参与。（本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