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窃听风暴》的本体心理分析

    1948年，乔治·奥威尔写他的那本杰作时，把年份的最后两位数颠倒了一下，于是预言式小说《1984》诞生了。1984年，为纪念这位伟大作家，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克根据发生在东柏林的故事拍摄了他的处女作《窃听风暴》。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对所有的人进行窃听，录音、登记、建档，积累了大量信息，建立起针对任何一个可疑的人的镇压体系。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影片，它揭示了，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式的梦魇一直是一个现实问题。现在，美国对所有国家、包括“友好”国家的国家领导人进行窃听，人们都在谴责这一丑闻。

    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在1948年之前，奥尔德斯·赫胥黎就写过另外一本书，书名是《美丽新世界》，而赫胥黎好多年前在伊顿曾教过奥威尔法语。《1984》和《美丽新世界》是想象出来的两部伟大作品。那么，我们是像奥威尔描写的那样在忍受着国家机构的监视和为所谓安全而动用的严厉暴力监控手段的监控压迫呢，还是像赫胥黎想象的那样，被娱乐和戏剧麻木，被技术迷惑，被畸形消费迷倒，因而同样落到了遭受压迫的境地呢？《美丽新世界》将会更好地展现《1984》所描绘的那个未来世界：占支配地位的寡头统治将统治各国人民，不是像奥威尔小说和影片《窃听风暴》中描写的那样更多地动用暴力手段，而是动用更为精致的手段，动用赫胥黎描绘的心理药物、音乐、性、歌曲，他没有想到电视的威力，因为写作这部小说时电视还不存在。一般情况下，赫胥黎描写的场景被认为是为控制大众动用的手段。民众难道不是会通过愉悦其感官、可以无限期延期付款的廉价大众产品、政治戏剧和娱乐等手段而被诱惑和操控吗？

    在柏林墙那边的那个世界，人们只能以一定的方式思考，只有在艺术和文化方面可以推进一种批判精神。正是在与此接触之后，斯塔西的警察卫斯勒上尉才开始动手改变这种监控体系。卫斯勒上尉以其建议、（对警方行动的）修正、（对警官报告的）修改和录音说明为“戏”的成功作出了贡献，他的这些做法如果得不到上级好评的话，一定会得到被监控的人们的欢呼。后者就是在斯塔西的窃听器和官员们的立体声耳机中演绎生活的“演员”。

    我们可以说，是体制挽救了那个女人，卫斯勒保护了她，但是，正是她的内心矛盾导致她走向背叛境地，而且恰恰首先是对她自己的背叛。她的生命结局同她的个人的选择相一致，而同体制对她所做的一切无关。导演通过这个女人的故事冷酷地、符合逻辑地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会成为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角色，这并不取决于身在其中的体制。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构成一种辩证关系。个人与团体之间的这种生物的、生存的关系不可能超越前述关系，也不可能瓦解它。这是因为，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就不可避免地也将个人清除了。因为个人生活于社会之中，社会由个人构成。个人因不可避免的生物、心理、政治等辩证关系在社会联系之中得以成熟。每一种社会都植根于自己的地域文化、艺术和文明。在中国，这种文明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对于影片所表现的时代，现在我们可以说，艺术领域可以生出一种批判精神、出现一种对价值进行过滤的制度时，艺术方面的很多最美好的东西就诞生出来了。梵蒂冈为艺术过滤出了最高价值，我们能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或者贝尔尼尼，这是因为体系承认他们，赞许他们。无疑，在过去，艺术界的选择极有价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艺术界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况？

    恰恰是在艺术和文化方面，企图渗透进亚洲悠久文化之中的外部体系的污染正在形成。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的世界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呈现的是赫胥黎描写的世界，这是一个通过娱乐、“率真的”艺术表达方式以及显然是西方的表现方式来“迷惑人”的世界，大量精细的、同中国文化的纯洁格格不入的价值正在渗透进来。去年10月我访问过北京，发现那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同时也正在引进“西方”文化——这种文化表面上自由先进，实际上与中国的久远智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先是模仿，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物质财富。可是，现在一种根源更久远但完全不同的文化似乎正在深入日常生活之中。要注意，不要让新一代落入麦当劳的怀抱。要让年轻人警觉，不要踏入美国的“1984”的生活。

    作者介绍：帕梅拉·贝尔纳贝伊女士，意大利人，现任国际本体心理协会主席，国际本体艺术协会主席。

    （刘儒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