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川口和子

    我又一次把《花冈事件60年》翻到146页，端详一个年轻姑娘的照片，是川口和子。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是2013年6月29日在日本秋田的花冈河畔。川口和子就坐在我的对面。“很年轻。”听到我对照片上主人公的感觉，川口和子笑了，嘿嘿地笑出了声。

    “还是个小姑娘。”一旁的摄影师张国通跟上了一句。

    “1995年，18年前了。那时我31岁。”川口和子回忆着。再次见到这张照片，斯人已去。

    悲从心起。

    两天前的12月4日下午，张国通从郑州打来电话。“川口和子昨天突发疾病去世，追思会即日在东京举行……”我怔住了：她还那么年轻，怎么会……

    这样的事实，让我无法接受。

    初识川口和子，是在中国红十字会中心，2013年5月的一天。

    川口和子静静地坐在一边，享受着会场上的嘈杂人声。与会者主要是花冈事件死难者的遗属，会议为不久后即将在东京向日本政府递交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请愿书一事而开。作为遗属的日本代理律师之一，川口和子又一次来到中国，参与其中。

    她会中文，于是，趁她的片刻闲暇，我开始了对她的采访。

    共同关注的话题，让我们谈得很投机。川口和子的中文不太好，有些时候会找不到合适的中文词来表达，但我可以理解她的意思，递上一个词汇，竟百分之百地正中她的下怀。

    1995年4月，“花冈事件”诉讼案开始筹备。原告律师团团长新美隆了解到，青年律师川口和子次年3月即将到中国北京大学进修，为期两年半。这成为一个契机，川口和子受到新美隆邀请，参加到原告律师团。

    “花冈事件”诉讼案当年6月28日提起诉讼，这之前的两个月，律师团匆忙完成了300多页的起诉状，川口和子是参与其中最年轻的律师。

    1996年夏，川口和子在中国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暑假。那个暑假，日本律师新美隆、学者田中宏，旅日华侨林伯耀专程来北京，汇报诉讼进展情况，在北京大学的川口和子如期赴会。

    两个月后，1996年10月，支援花冈诉讼的一部分日本人组成了二战期间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后援团体，到山西太原、盂县进行调查。林伯耀把川口介绍给后援团体：“她可以帮助你们。”

    川口和子也没有想到，人生的一个邂逅，竟让她从此再没有离开。

    “第一次去山西，我们去了包括万爱花在内的四位中国妇女受害地。她们的受害经过与所谓的慰安所里受害妇女的受害经过还不一样。比如万爱花，她12岁参加了抗日儿童团，是被日本兵抓去拷问后，关在一个村子的窑洞中被日本兵轮奸的。山西是八路军抗日前线，日本军人无法设立正式的慰安所，于是就到被占领的村子里，把中国妇女抓到炮楼中，关押起来，天天加害。我们见到的其他三位中国妇女，就是这样被加害的。”采访了受害妇女与村子里的见证老人，川口和子气愤之极。“没有战争的平时，一个妇女被一个男人糟蹋了，已经是十分严重的犯罪，为什么战时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妇女被侵略者日本兵天天糟蹋，连续糟蹋，施害的日本兵却没有被法律追究与惩罚？而且这加害，造成了受害妇女一生的悲惨命运。这太不公平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讨回公道这句话的意思。只有解除这不公平的状况，才是讨回了公道。”

    面对受害妇女为讨回公道的求助，“无法拒绝”，“无法拒绝”……川口和子一连说了好几个无法拒绝，心中的愤怒溢于言表。

    1998年8月，川口和子结束在中国的进修，回到日本，继续律师工作。这一年的10月，她作为中国原告受害妇女律师辩护团的律师，在日本东京地区法院就侵华日军性暴力起诉。“我也是女性，这之后，除了工作，我的主要活动、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性暴力索赔案上。”川口和子说。

    “假设我没有到北大读书，没有在中国的经历，我可能按部就班做我的律师工作，不会去代理侵华战争受害者的诉讼。两年半的北京生活，给我带来的影响太大了。如果日本企业、政府负责任，答应承担历史责任，我这个年纪的人，没有必要参与这样的事情。日本老一代没有承担责任，那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我们，应该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受害者不可能忘记受害经过，加害者很容易忘记。加害人本人如果没有清算，加害人的后代只能继承战争责任，去解决上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认知，让川口和子和让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的妇女一起度过了诉讼的漫长时日。(本报记者 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