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提升国家形象

    2003年12月7日，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为主题的第八届孔子学院大会在北京开幕。严冬似乎挡不住来自12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出席大会的热情。在次日的大会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还发表了《我想象中的孔夫子》的演讲。

    从2004年至今，全世界五大洲已建立孔子学院440所，孔子课堂646个，总数超过1000个。孔子学院成为各国人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重视其文化的国际传播，这也是世界诸强国崛起之路的共同规律。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紧密相连。

    文化传播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紧迫性。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问题愈加突出。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国家形象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棘手的战略问题。雷默因提出“北京共识”而闻名，他认为，中国一些官员在展示本国文化时，仍然习惯于选用那些老掉牙的戏剧、功夫和茶叶等，他们还未意识到如何充分利用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假如把形象问题解决好了，那么许多其他困惑和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理当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塑造这种大国的形象，除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他方面的“走出去”会遇到较大的阻力。比如，中国企业中海油、华为等在海外并购失败，因为被视为是对所在国的某种威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被某些人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

    文化走向世界，不仅是宣传国家形象的需要，也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扩大经济增长点等现实的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对外传播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多次强调，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近些年来，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成就十分显著。“十一五”期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从78.9亿美元增长到116.7亿美元，年均增长8.1％，文化服务出口从12.1亿美元增长到30.1亿美元，年均增幅20％；在众多文化产品门类中，艺术品、网络游戏、电影、动漫等产业对外贸易额居前。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文化产品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额从2002年后的10年间增长了2.7倍且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同时，中国的各种对外文化交流这些年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文化传播，不仅是向国际社会展示民族文化，而且是在国家形象、对外开放、贸易投资、经济效益、文化安全、寻求共识等方面寻求某种均衡，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凸显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基因与价值理念。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程度的交流、融合与碰撞，有时还发生激烈的冲突。某些西方人士期待着未来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其实，简单的文化一体化或者全球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并不是好事。文化的特性不同于经济，经济全球化或许能带来国际社会分工的外部正效应，即使如此，它也受到一些国家民众的抵制和反对；而文化多样性的包容发展，对整个人类带有公益性质，是人类社会丰富多彩、不断进化的根源。西方某些人追求的“全球化”，是全球同质化的单边主义，而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则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包容与多元。

    树立大国形象，要注重积极开展文化外交，扩展公共外交。一个国家的形象和软实力，除了它在文化上的影响力，重要的是政治上、道义上的吸引力。要注重构建新的文化传播符号和形象符号，改变以往除了孔子、功夫、中餐等形象之外，外国人对中国形象乏善可陈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倡和宣扬了许多英雄人物和模范典型，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要努力做到更亲和地使这些人物为国际公众所接受和欣赏。文化传播追求的不是一种文化的说教和灌输，而是追求一种价值、理念的认同。当前，特别要注重在日益融合的国际社会中，更加鲜明地表达我们如何治理社会、如何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发挥我们应有的国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