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华罗庚

    1975年，我从人民日报社调到光明日报社刚过了一年时间。这年夏天，我在翻阅读者来稿时，突然发现了华罗庚从哈尔滨107招待所寄来的一篇题为《学步十年——参加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活动的点滴体会》的文章。

    对于华罗庚，我一直深怀敬意。他刻苦求学的精神，曾经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楷模；他在数学领域的非凡成就，曾使我们高山仰止；他到群众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也曾对我们有过极大的鼓舞。可是，当我离开校园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华罗庚的名字却在一切报纸上销声匿迹了。“文革”浪潮已把他打入“反动学术权威”行列，刚刚掀起的推优活动也不了了之。因此，对我来说，能在这个时候见到华罗庚的手迹，得知推优活动的一些信息，确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急切地读完了这篇来稿，立即送到排字车间排出了小样，一方面送给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审阅，一方面寄给仍在哈尔滨的华罗庚定稿。不久，华罗庚就退回了小样，并附短信一封，谈到他在黑龙江各地的部分见闻。

    周文斌同志：

    来信收到。刚从大兴安岭回来。到了林区，到了国防前线吴八老岛，见到不少沪杭知识青年，十年来荒山僻岭少人烟的地方大变了样，深受教育。

    小样改了数字，谨寄上。

    此致

    敬礼

    华罗庚

    1975年8月16日

    不久后的9月，我听说华罗庚因病已回到了北京，便去他在新街口外大街4号院的寓所探望。他的助手李之杰告诉我，华罗庚这次去黑龙江，目的是到大兴安岭搞林业统筹工作。他徒步穿行于茫茫林海之中，帮助伐木工人把优选法用到油锯上锯树，教拖拉机手按统筹法集材、运材。由于过度疲劳，心肌梗死发作，他被送到哈尔滨抢救。病情刚有好转，他便在病床上把十年来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的经历和体会写成了《学步十年》一文，寄给了光明日报。

    我终于在华罗庚家的二楼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伟大的数学家。他躺在一张单人床上，用缓慢而吃力的语调向我谈起了自己十多年来推广“双法”的欢乐与苦恼，谈到了群众对推优工作的欢迎与支持，谈到了毛主席早在1964年和1965年两次给他写信，赞扬此举“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并勉励他“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他说：“十多年来，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让数学直接服务于生产，并以工农兵所容易接受和掌握的形式教给工农兵在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如何实现‘优选’和‘统筹’。可是，有的人总对我的工作表示不满，而且千方百计在暗中捣鬼。我的办公室被人家抄了，手稿被人家盗走了。周恩来总理对此事很重视，指示追查，却不了了之。这次写《学步十年》一文，就是希望把我这10来年的工作向毛主席、向广大群众作一个汇报，就像学生交给老师的一份作业，是对是错，任由老师评阅。”

    谈话中，华老也讲到了他对光明日报的印象。他说，《光明日报》作为面向知识界的一张报纸，拥有很高的威信和众多的读者。他与光明日报有很密切的联系，像卢云、张西洛等同志，都是他的老朋友。这次我们见面，又算是结识新朋友了。

    《学步十年》一文于1975年9月22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我带了几份报纸再次拜访华老。他得知消息后，竟手扶楼梯栏杆，一瘸一瘸地从二楼来到一楼的客厅与我见面。看得出，他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可情绪却比上一次好多了。他满面春风地告诉我：“这篇文章能在《光明日报》发表，实在是一件好事。‘文革’以来，我还从来未在报纸上露过面，不少人以为我被打倒了，以为推广‘双法’的活动不灵了，不少地方的推优小组也被解散了。今天一大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报纸上的这篇文章，立即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原来华罗庚还没有被打倒，推优工作还要进行下去，本已解散了的推优小组也打算很快恢复起来。”

    从此以后，华罗庚与我的交往愈益频繁。1976年元旦，毛主席的两首词发表，华老立即把他的学习体会写成了《同工农结合，攀科学高峰》一文寄给我，文中还有他写的一首诗。此文发表在1976年1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

    我把报纸寄给了华老，却收到了他从北京医院寄来的一封信。

    周文斌同志：

    承您寄来读毛主席两首词体会的《光明日报》多份，谢谢。

    昨天又稍有不适，进了医院，预防性的措施，为了15日能出去。

    有“诗”的草稿可否还我。准备补充留下作纪念也，准备以“学步志踪”为题，主席指示的每一寸进，都准备诌几句。

    此致

    敬礼

    华罗庚

    1976年1月12日

    请问候卢云、张西洛诸同志。

    他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为了15日能出去”，实际上是他准备去井冈山推广“双法”。果然，他此后又带推优小组到井冈山去了。1976年2月，我又收到他从北京医院的来信和一首题为《重上井冈山》的词，抒发他去井冈山的心情。

    在此后的几年中，华老给我的印象是，经常外出，也经常生病。1982年，由于长期奔波劳碌，他的心肌梗死再次发作，住院时间也比较长。医生、亲友和学生都建议他好好静养，不要再东奔西走了。华罗庚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建议。

    在华老住院期间，我多次去医院看望。可有一次碰上非探望时间，医生不让进，我只好返回。再去探望时，我把上次碰钉子的事情告诉了华老，他说：“以后凡有这种情况，你就说是华罗庚让你来的，医院就不会阻拦了。当然，这样的权利不能给很多人。”

    他教我的这一招还真灵。在以后的多次探视中，我就用这一法宝，不管什么时间都畅行无阻了。在这以后，我曾在华老的病房中碰见了前往探视的王震同志、刘达同志等，他们对华老的健康都表示深切的关怀。

    真没想到，1985年6月12日，华老在日本讲学时，由于心肌梗死发作，倒在了东京大学的讲台上。

    我从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时，正在湖北出差，因此未能参加6月21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的华老骨灰安放仪式。这是我在与华老十年交往中留下的最后遗憾。

    （作者为本报科技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