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孔子确立的诸多价值之一种,他的“四教”里面,就有一个“信”(《述而》),他警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为政》),以至于断言“民无信不立”(《颜渊》)。但是,有意思并令不少人糊涂的是,在另一个场合,他竟然又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子路》)。而孟子竟然接着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
“言必信,行必果”竟是小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才是大人?
其实,孔子不是反对诚信,也不是反对做事情要有结果;他只是反对中间的那个字:必。“必”就是绝对化。这里的“小人”,是指不知变通、固执己见而自以为是的人,“硁硁然”就是坚确不变,死守一端,脑袋如花岗石一般的意思。
我们先来看看孔子本人经历的一件事。
周游列国中经过一个叫蒲的地方时,孔子被当地人包围了。蒲人给出条件:只要答应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们走。
孔子说:好,答应你们,不去卫国。
等蒲人的包围圈一撤,孔子把马车一赶,对弟子们说:走,我们到卫国去。
弟子们很不理解:老师,您刚刚跟人家盟誓过,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史记·孔子世家》)——被逼迫而盟誓,神灵并不认同。换成今天的法律术语,就是:违背对方意愿签订的合同,法律不承认。
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言必信,行必果”肯定不对——因为,“必信”、“必果”的表述,属于逻辑学上的“全称肯定判断”,这是对某一类事物的全部对象都具有某种属性加以肯定的判断,其结构形式是:“所有S都是P”。“言必信,行必果”就意味着所有的承诺都必须兑现,包括被逼迫的承诺;所有的行为都要做出结果,包括罪错的行为。这多么荒谬?
某些很好的人生原则——比如言而有信——一旦绝对化,就可能陷自己于不仁不义。世界太复杂,情形多种多样、千变万化,即使是自主自由的情形之下,言也可能有失,行也可能有错,一旦发现自己的言行有失误和罪错,难道还要硬着头皮“必信”、“必果”吗?
所以,言必信,行必果,至少与另外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原则发生矛盾,那就是“知错就改”。而“改过”也是孔子强调的价值之一,子曾经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不贰过”是他对颜回的高度评价(《雍也》)。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就是改过的一生,就是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他的一句“过则勿惮改”在《论语》中两次被记录,说明弟子们对老师的这句话印象极深。《子张》中,子贡就把“改过”看成是君子的品行——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个世界有多种价值,它们都有各自的界限,从而可以并行并立。把一种价值推到绝对,使其无限扩张或畅通无阻,则必然碰伤甚至践踏其他价值。
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基于“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而结论曰:“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其实,“仁”也不可太过,太过而至于如明马中锡《中山狼传》中的东郭先生,仁而近于愚,也就是孔子所鄙夷的“从井以救人”了——《论语·雍也》: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卫灵公》中子贡曾经问过孔子这样的问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这个问题,如果把它形而上一点,就是:有无一种价值是绝对的?
孔子的回答很有意思:“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具备绝对价值的,不是温良恭俭让,不是恭宽信敏惠,不是仁义,不是孝悌,不是勇,不是诚,甚至也不是他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中的“忠”,而只是一个“恕”。
为什么?
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就是“不做”,只有“不做”的事,才有绝对的价值!凡有言行处,定需方圆规矩以界之限之!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孔子,深知价值的边界,更深知人的局限。
有局限的人,只能使用有边界的价值。
有局限的人,必须具有谨守边界的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