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历时一年多,于2013年8月18日公布。对于古籍出版工作者来说,值得书写。
中国现存数十万种传统典籍,不但是中国历史文明的记录,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此次“推荐书目”,既是一次新中国古籍整理与出版成就的展示,又是成功经验的总结,更是一种倡导,一种要求。“推荐活动”的引领性意义,远远超出一个门类优秀书目的意义。它再一次让出版工作者,对精神产品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所肩负的文化责任、文化担当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从入选“优秀书目”的出版单位看,出版社品牌的确立,都是建立在一部部精品力作的基础之上。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出版的基本前提。众所周知,由于古籍整理难度大,出版周期长,故而非急功近利者所能为,更非无文化使命者所能为。据统计,91部书目中,仅出版周期超过10年的,就有20余部,特别如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等9部图书,出版时间的跨度达30年以上,最长的近50年。这其中,有些图书是凝聚了几代整理者与出版者的辛劳。可以说,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信念、理想、追求者的事业,是需要长期付出心血的事业。
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是优秀古籍出版物的生命。长期以来,不少人有这么一个偏见,即古籍整理没有原创性,任何人都能从事这项工作。91部推荐书目,从不同角度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优秀古籍整理作品,不但具有原创意义,更具有严格的学术规范。例如,陈尚君先生《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对历史上辑逸史书的增、删、辨、辑、订等,无不是古籍整理中学术创新很好的例证。又如中华书局《陶渊明集笺注》,精定底本、校本,笺注言之有据,附录学术含量高,无不体现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再如古籍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是将藏于日本的残本《文选集注》与新征辑散逸各处的“残本资料”汇辑而成,不但学术信息完备,而且对古籍影印有学术示范性作用。
出版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是广大读者的需要,也是市场的需要。图书的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坚持古籍整理图书的精品生产,不但会得到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更会得到市场和读者认可。从“推荐书目”看,大多数图书都有很好的市场表现,有些图书几十年中不断重印,使出版单位不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品牌形象,还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在学术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多地被广泛运用。作为古籍出版工作者,应该认识到古籍数字化的未来方向,实事求是,既不盲目跟风,又坚持追求切实可行、有实践性、高学术水准的古籍数字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