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特利尔的乡音

    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群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群体。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华人移民潮的主力军，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中国第三拨移民潮中大都是中产阶层。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华人精英移民的重地，蒙特利尔又是该省第二大城市与文化中心。

    这些精英移民行事低调，大多难以接近。他们中有“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有已经在当地小有成就的房地产商，也有褪去国内“成功人士”光环、回归平淡生活的“技术移民”。他们平静地生活在蒙特利尔，也经历了孤独和沉寂。他们的际遇各不相同，却又共同选择了更加沉稳的生活方式。

“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

    Julia是典型的“移民太太”，她有双拓荒者的脚——脚趾斑驳，套着一双皮拖鞋，速度迅疾，没有一刻消停。

    她打开后花园的纱门，一片绿色涌进屋子。“以前我们老说蒲公英遍地开花，是坚强的象征。现在我一看到蒲公英就恨得要死。”现在那里种植了应季的鸢尾花、蓝莓、紫苏、西红柿、黄瓜、韭菜、大葱……还有最令她得意的鸡毛菜：“我们上海人最喜欢吃了。”

    Julia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学会打理花园——剿灭每三四个小时就要长出几株的蒲公英，对付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割草，铺设灌溉系统……她每天要在花园里耗上四个小时，再用两个小时清理房子，其他时间去魁北克大学学习法语，或者到女儿小学的图书馆当义工（也可以学习法语）。选举期间，她还是当地华人选区的义工，挨家挨户游说华人移民，再用自家的奔驰车一个一个接送到投票点投票。“可惜华人的政治热情都不高，”Julia抱怨，“去年有六十多个华人答应投票，到那天只有六个去投。”

    “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相对：移民后，妻子留在当地担任主妇，加入国籍；丈夫主要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只留取“永久居留权”，保留中国国籍，在两地奔波。中国随着经济的高速起飞，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利润空间，这正是社会已平稳发展了几十年、各领域趋于成熟的西方国家所缺乏的。“移民太太”与“留守丈夫”大量存在于“投资移民”中，他们为事业留下了更多选择权和后路，也付出了两地分居的代价。

    2006年上海人Julia与丈夫建新带着一儿一女移民蒙特利尔。Julia曾是一位事业女性，疏于管理家里的琐事，也无力教育孩子享受家庭生活，家中雇用过四个保姆和一个司机，那双脚上永远穿着高跟鞋。现在大儿子智玮已经上大学预科，一个有教养且上进的孩子，去年获得“年度最佳人格奖”；女儿智瑛在皇家音乐小学读书，擅长钢琴、芭蕾舞、民族舞、绘画、溜冰、游泳（三级教练）……他们是Julia最得意的“新事业”。

    建新是上海最大的电脑城“东上海电脑广场”创始人，移民后，仍有三分之二时间留在上海。他将目前的状态概括为“韬光养晦阶段”。上海生机勃勃、风险与利润并存，但也令他焦虑、憔悴；蒙特利尔按部就班、更加成熟、富有次序感——建新这样形容上海与蒙特利尔这两座“姐妹城市”。他更偏爱成熟的蒙特利尔，可又迷恋上海需要时刻保持灵敏嗅觉的挑战性。“一到蒙特利尔机场，我就感觉像牛掉进枯井里”，建新说他不通语言，不熟悉法律，暂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事业，“真希望我二十多岁就已经来到这里。”

    儿子十八岁那年，分别在父亲节和母亲节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到加拿大也四年了，这四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印象太深，从到达蒙特利尔第一天的糟糕印象到如今对它的深深了解，这些仿佛都历历在目……”抵达第一天，大雪封城，汽车把雪压出黑乎乎的胎印，路边清扫过的雪堆比人都高，蒙特利尔用它最典型的冬日景象迎接着这一家四口。他们住进只有一张床的“移民之家”，儿子吵着饿，干脆哭了起来，建新走到外面超市打算买些吃的，天气太冷了，冷到根本没有办法把东西拎回来，他空手而归。这也许是一家人在蒙特利尔最艰难的时刻。

    Julia说，“移民太太”团里有许多整天无所事事靠购物打发时间的，还有一些婚姻出现问题的。而她与她们不一样，她格外丰富和忙碌，朋友们称她为“蒙特利尔杰出华人女性”。中午1点，这位杰出女性要去与市政管理部的人见面。两个月前，她买下一栋有十四套公寓三家底商的物业，“赚点生活费”。可那栋物业正对着一家牛奶厂，几个白色的大罐子发出隆隆响声，日夜不停地脱敏。Julia写信到市政管理部投诉。这天来了一老一少两个测噪音的，拿着棉花糖似的测音器在公寓里探来探去，Julia跟在他们身后，用法语大声解释，过了一会儿，又改用英语。测量结果是噪音远远超标，承诺一个月内会在牛奶厂前修建一道隔音带。

    1608年，法国人发现了加拿大的魁北克省，Québec，“河流变窄的地方”，蒙特利尔这座魁北克最大的城市，正好在最窄的狭湾处。如果像鸟一样在碎云积累的天空飞行，会感到这是一条细小的河流；但是贴近水面，河水急速奔涌而万物渺小，圣劳伦斯河见证过许多动荡与繁荣，又将它们涤除。蒙特利尔已经走过它的青春期，那种动荡不安、富有冒险精神又会给勇敢的幸运儿以惊喜的时期，现在这里洋溢着长长的、懒洋洋的安逸，像个中年人。它的前生一目了然，它的未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数——这里不再是冒险者与流浪儿的天堂，规则、标准和分寸是这里的生活法则。它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气氛轻松愉快，有一点像巴黎。

晋升“上流社会”的新富阶层

    可以说，在Alice和Danny夫妇的带领下，蒙特利尔的房价节节升高。有人调侃说：“你们这哪是‘移民’，你们是‘殖民’！”这对夫妇大声笑了出来，他们并不反对这个说法，当然，也没有认可。

    Alice与Danny夫妇是老移民，居住在蒙特利尔已有二十年。1995年夫妇俩创立了当地最大的华人移民公司。如今，当携带着大量资金、以投资型为主的新移民到来时，他们才迎来了事业真正的开端——整合富裕新移民资源，带领他们在加拿大开发房地产项目。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蒙特利尔的房价略有下降，但比起往年来还是增长了30%。这与华人移民潮有多大关系？并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数据，但投资移民的增多一定拉动了蒙特利尔的房地产业。每家都要置地建房，买下一片房产，把它当作为子孙后代留下的万无一失的家园，对中国有产阶层来说，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一市场需求，也是手中握有大量资金，意图在蒙特利尔开展新事业的“投资移民”的新商机。

    对殷先生来说，加入加拿大国籍宣誓的那个下午，他心情非常糟。“毕竟当了四十多年中国人，怎么突然就变成加拿大人了？”

    殷先生是Alice吸引来的意图在加拿大发展的另一位投资移民，现在已经是公司合伙人，他干的还是老本行。移民前，殷先生1993年从国企辞职下海投入房地产行业，与Julia、建新夫妇经历了相似的财富积累过程。

    2004年移民蒙特利尔，殷先生先是做了两年“留守丈夫”，保留“居民身份”，大部分时间还是留在原籍打理生意。与Alice夫妇合伙后，殷先生才算以蒙特利尔为家。当然，加拿大也没有中国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与暴富空间。

    Alice一家住在Brossard的“新富人区”，每幢房屋大约占地1000平方米，户户跟城堡似的，有一户印度来的还在花园里建了维纳斯，被戏称为“村委会”。他们可算晋升“上流社会”了吧？Alice笑着说，他们一家是当地议员争相邀请的宴会客人，对于相对稳定的加拿大，每次选举的选票差别都是很微小，如果谁要是赢得“不热情”的中国移民的选票，便会有很大优势。除此之外，他们依然生活在中国人圈子里，与当地人交流并不频繁。

“技术移民”的苦与乐

    一只松鼠跳着脚讨吃的，东华扔给它一颗花生，松鼠用前爪把花生捧在胸口，一边吃一边用圆眼睛瞄这草坪上的一家——东华和雪莲，一对中国夫妇，带着他们三岁的女儿早早。这对夫妇还很年轻，身上并没有背负太多沧桑，可他们对未来也不很确定，既饱含希望又充满犹疑。小女孩兴奋地朝松鼠尖叫，看上去比她的父母更自由自在。

    那是2004年，东华和雪莲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不到一年。雪莲在“清一色华人大学”（简称清华大学）Concordia大学读金融学，东华一边寻找工作机会一边打工。他在牛排馆打过杂工，也试着在制衣厂钉纽扣。他的工友里有硕士，也有教授，大都是“技术移民”，因为法语不好暂且打着短工。

    2003年，东华和雪莲都已经工作十年，分别在南京两家知名的大企业做到公司中层管理职位。雪莲提出移民，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她也有许多同学都移民海外。她在网络上比对加拿大的几座城市——温哥华华人太多；多伦多过于紧张；蒙特利尔，一个有着“小巴黎”绰号的城市，应该更有文化吧，就连一幢1967年建造的公寓也要修成火柴盒的样子，别致地立在圣劳伦斯河岸边。

    困顿时光持续了两年，东华和雪莲住在一间租住的小公寓里，雪莲看丈夫辛苦提出也出去打工，东华拒绝了：“如果你也出去打工，那我们来加拿大的意义又何在？”

    蒙特利尔的“技术移民”大多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或者追求一种“身份”。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2010年6月26日，加拿大颁布了新的移民政策法规，将原先的“技术移民”需求职业由38种减少为29种，其中大部分为厨师、机械工等蓝领职业。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2006年雪莲在当地公司谋到一份职业，东华也加入华人移民公司，情况渐渐好转。一年前，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Erica。

    “每一家‘技术移民’都要经历困苦。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以往在国内的水平，”东华笑笑说，“我们只不过在这里借用加拿大的蓝天白云，过着中国式的生活。中国人到哪里都能吃苦，坚韧耐劳，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性格吧。”

    技术移民到蒙特利尔一年的晓宇还在经历辛苦。她站在柜台后，笑盈盈地接待一个结实的女码头工人：“啤酒两块五，香烟五块。”她的法文流利，神态温和，女码头工人报以微笑，跟她聊了两句今天风真大，而货物少得可怜。

    晓宇和丈夫盘下的这个杂货店可算有年头了，前任是个柬埔寨人，经营了十五年，又卖给一个当地人，再经历过三任中国人老板，转到他们手中。每天7点半到夜里10点半营业，没有节假日。他们是蒙特利尔数不清的杂货店中普通的一家，根据“满地可便利店协会”的统计，约有70%的杂货店由华人移民经营。他们大都是“技术移民”。

    “‘技术移民’要过的第一关，应该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晓宇说。他是在飞机上认识了开杂货店的另一位华人，经过介绍，进入到蒙特利尔繁荣的华人杂货店圈子，他们每日辛劳，但也生活富足，一家经营良好的杂货店每年净利润约10万加币。

    东区的蒙特利尔港口吊车林立，集装箱好像巨大的魔方砌在河边。不远处是一片小公园，孩子尖叫着跑过，老人往河中扔下鱼竿。我问晓宇，最苦的时候，为什么不回中国？她腼腆地笑着：“我也不知道。国内太紧张了，或者人际太复杂？或者我在国外生活久了就回不去了。”风吹着她的头发，这个女孩柔弱安静，生活又教会了她坚韧，杂货铺里也经历过抢劫、有过争执，现在一切都应付自如。她回过身来说：“也许因为一条，我相信付出一定有回报。”

    （摘编自《东方历史评论》第2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采访：困 困 Arwingo   撰文：困 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