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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创造的价值，在两个最关键的点上，经验与理论明显背离。一是合作，二是个性化。在经验上，人人都知道它们有价值，但会计理论不承认因此无法直接入账。它们涉及互联网的两个基本点：一是分散的节点，二是节点之间的连接。只有从理论上为他们找到价值根据，才能解决实际可测和可管理的问题。
首先看合作。互联网将把人们变成诺瓦丁说的“超级合作者”，对人类进化都深具价值，但有人不承认——会计不承认。
经理与客户喝了酒，联络了感情，关系因此变熟了。如果经理拿“关系”到会计那里去入账，肯定没有下账的地方。但人人都知道，一个路子很宽的经理与一个谁也不认识的经理，对企业的价值是有很大差别的。
互联网的情况与这个道理类似。梅特卡夫法则认为，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通过建立信任关系，可以有效降低缔约交易费用。这完全符合人们的直觉。但拿节点的平方到会计那里去入账，就跟经理想将“关系”入账一样，都是做不到的。
这倒不是因为会计在技术上做不到。世界银行想做，就可以想出新的会计方法，关键是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和信任，在理论上叫作社会资本（又称社会网络）。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就反对社会资本进入经济学。他们是肯尼思·J·阿罗和罗伯特·M·索洛。阿罗极力主张放弃“术语‘社会资本’的隐喻说法”。他反对社会资本被当作资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资本定义中有“可让与性”，而社会资本无法转让。不过这听起来更像是在说：因为课本上没定义，所以不应该存在。
这时，理论与实践就发生矛盾了。如今正兴盛的“分享型经济”，无论是云计算还是社交网络，都以社会资本为商业模式基础。社会资本明明可以让企业挣大钱，经济学家非堵住门不让它进经济学。将来资本家一急眼，还不把经济学家关在商业门外了？
合理的办法是理论跟着实践来调整。举例来说，康奈尔大学的伊斯利和克莱因伯格开始将理论与社会网络结合起来，在《网络、群体与市场——揭示高度互联世界的行为原理与效应机制》中，利用节点与边，重建计量方法。
其次看个性化。互联网正在把整个经济引向个性化的方向，这也是闭着眼睛都可以感觉出来的。
在实践中，个性化具有高附加值。在同质化价格战严重的传统中国制造中，效率高只能做到成本领先，但不一定能带来高利润。效率反而可能不经济。互联网每个离散的节点，都具有去中心的个性化需求，都在准备为提价而非降价买单；而从供给看，大数据、3D打印等等，使得个性化的成本与规模化制造差不多。光有效率，但没有创新，提供不了差异化价值、长尾的价值、体验的价值，跑到哪儿都是零利润。
但我们的会计机器一读“个性化”这个词就死机。当然，真想解决也是有办法的。海尔的会计体系就解决了对差异化价值的测算，办法是改变了美国会计制度中对收入项的计量方法。
反思到理论上，斯密的同质化价值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会计理论，解不了追求高附加值的企业家的饥渴。要重新思考张伯伦倡导的异质性价值理论，需要为计量差异化价值提供新的基础理论指导。例如，斯蒂格里茨、克鲁格曼在规模经济前提下，只论证到差异化从需求上经济，但在成本上不经济。但现在互联网的现实恰恰反证了低成本差异化（即差异化在均衡水平上成本经济），这就需要转向范围经济理论深化论证。阿里巴巴多次提范围经济，说明实践已经饿得嗷嗷叫了，但计量经济学家们躲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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