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1963年,金石学家孟宪章买了一本“大唐中兴颂”碑帖。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故宫里藏有一本罗振玉献给宣统皇帝的“大唐中兴颂”,这一本曾出版过,也展览过。但有趣的是,孟宪章手中的“中兴颂”与故宫收藏的这本“中兴颂”有所不同——字体结构差别很大,与孟宪章早年收藏的临川李氏本(《大唐中兴颂》的一种版本——编者注)也不同,而临川李氏本与故宫版本基本相同。同碑不同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唐中兴颂”碑刻,不仅在碑帖界久负盛名,于史学界也至关重要。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次年,长安沦陷,唐玄宗匆忙南逃至四川。同时,太子李亨逃往灵武(今宁夏境内),在郭子仪、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将领的支持下,不告而即皇帝位,史称唐肃宗。据《新唐书》本传及《元次山碑》所载,就在肃宗即位的这一年,唐代文学家元结率族人逃到邑南猗玗洞(今湖北大冶境内)避难。公元758年,元结移家江西瀼阳。后经人举荐,肃宗将元结召回京师,摄监察御史,出任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公元760年,史思明南犯,元结在泌阳屯兵据险。公元761年,历时数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基本结束。元结在江西九江任上乘兴时写下了这篇《大唐中兴颂》。摩崖上的衔名“尚书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荆南节度判官”正是元结当时的官职。十年后,元结隐居于浯溪,徜徉于浯溪山水之间,面对天造地设的石壁,不免勾起了他当年“刻之金石”的夙愿,所以临时又加上“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等六句,并请颜真卿书写刻石,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大唐中兴颂”摩崖。多数人认为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地处湖南祁阳。
祁阳当地文管所早年曾出版过一本印本,这些版本的“大唐中兴颂”印本孟宪章手中都有,其中三个版本大致相同,但都与他1963年得到的版本大不相同。区别在于字体结构,有些字很特别。孟宪章于是将颜真卿的其他书法与之对比,结果令人颇为吃惊,就字体结构特点来看,孟宪章手中唯一不同的中兴颂版本最贴近颜真卿真迹。孟宪章推测,这一本字帖才应是颜真卿真迹,也就是“大唐中兴颂”原碑的拓本,其余不为颜真卿所书。为此,孟宪章特意撰写文章,经由好友启功将文章移交给故宫博物院,并引起了重视。后来他发现北京大学有一剑阁翻“中兴颂”,据《中国名胜词典》记载在庐山还有一刻本,另有著作记载四川资中也有一刻本。版本众多,中兴颂碑刻似乎于不同地点出现,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大唐中兴颂”呢?孟宪章于是干脆往江西庐山、湖南、四川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历时一个月之久,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最终发现湖南祁阳“大唐中兴颂”碑前明代人的题字,证明了孟宪章当初的推断是有道理的。故宫也曾特派专员赴祁阳考察。
不过关于碑刻的考据,因古人记载多有相悖处,还需系统研究再做定论,破解“大唐中兴颂”千年迷踪背后的真相,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