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设立，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各领域改革目标的科学提炼，为我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是我党首次提出，也是三中全会的一大亮点，体现了党的政治智慧和勇气。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目标的内涵及其实践意义，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研究员。

    记者：此次《决定》中多次提到“治理”的概念，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从“管理”到“治理”，仅一字之差，其内涵有何区别？这种概念的跨越，说明了什么问题？

    高小平：“治理”是一个古老的词语，中国历代都讲治理，并且积累了大量国家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但这个概念在近二三十年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比，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研究将“治理”拓展为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重点是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一主体管理。我认为，《决定》中指出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是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治理”要体现四个统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统一，法治与德治的统一，管理和服务的统一，常规管理与非常规管理（应急管理）的统一。

    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跨越，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个“关键词”的变化，是治国理政总模式包括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深刻的转变。这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说明我国将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采取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记者：您如何理解《决定》中首次提到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者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

    高小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明确，内涵丰富。“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经济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治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逻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和政府领导、培育、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本质属性，是治理结构的转型，是体制性“硬件”的更换。只有实现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能培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治理能力又反作用于治理体系，执政者、行政管理人员的能力强不强，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对治理结果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记者：目前我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时期，那么新时期我国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目标是什么？

    高小平：转型时期，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都包含了治理的要求，而且要使“五位一体”的全面格局和自成体系的各个方面有机统一，成为一个具有系统性和协同性的整体。治理体系具体内容包括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作风体系。《决定》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属于思想体系建设。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及有关机构改革的举措，就属于组织体系建设的内容。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转变政府职能，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就属于制度体系建设。同时，改进党和政府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属于作风体系建设。推进治理体系建设，重点是要围绕释放市场活力、增强社会动力来进行各个领域的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布局合理，公共权力结构优化，民主发展，法治健全。要把服务型政党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重点，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目标。

    记者：您觉得应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方法或战略路径是什么？

    高小平：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毫无疑问是改革，就是要以问题为导向，拿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刀”。由于我们现在的改革属于“刺激—反应”式改革，就是揭露了问题再去解决问题，这也容易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的“碎片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的60个领域的改革，就是全面改革。二是如何进行“自我革命”，改革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解决政府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需要从法制和制度来“硬约束”。《决定》提到的“法治中国”就是为了给改革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决定》提出“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我觉得有必要将改革纳入政府绩效管理体系，把是不是改革创新作为政绩的重要考核内容纳入进去，促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自觉行动起来，同时还要建立不改革、在改革问题上“不作为”的问责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改革才会更有来头、更有劲头，才能让更多的人尝到改革的甜头。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解放思想。要从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入手，打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吸引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政策体系，从而广泛凝聚共识，增强改革的信心，形成改革合力。（本报记者 周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