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牵卡瓦格博

    1998年5月22日，我来到一个叫“明敦拉”的朝山处，隔着险峻的澜沧江峡谷与卡瓦格博对望。卡瓦格博是藏语“白雪神山”之意，该山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内，是德钦县与西藏察隅县的界山，也是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只见澜沧江的那边，海拔6740米的雪山被蓝天衬托得洁白如玉。右手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立着黑色的梅里山难纪念碑。所谓梅里雪山，是外界对卡瓦格博的称呼，也是登山队对这座山峰的命名。那次“梅里山难事件”是中国和日本登山史上最惨痛的事件，导致了17位中日登山队员的死亡。梅里山难事件中的死亡，既是登山活动的结果，也成为一个焦点，把越来越多的目光，汇聚到一座以前并不太为外人关注的雪山上。

    “山在那里”。山不动，人却纷至沓来。从那天以后，在此处停留并烧香祭拜的人除了藏族的朝山者以外，还多了成群结队前来缅怀罹难者，也借此机会慕名观光的“甲”。甲，在云南藏语中指汉人，也通指外来人。

    我决定到德钦做博士论文的调查，把梅里山难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而深入了解当地藏族与雪山的关系。我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和建华来到西藏德钦县的首府升平镇。此前，我曾在公路上观察过峡谷里面的几个村子，考虑当以何处为首次调查的落脚之地。雪山在江对面一字展开，几座冰峰高低错落。

    开始的一个月，我住在雪山脚下的西当村，继而慢慢逛到周围的明永、雨崩、斯农、之拉、梅里石、永芝、云岭、红坡、茨中、佳碧。西当村的村民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便从我四处打听的行为猜想，这人是调查登山事件的“记者”。有一次，我去山里和一个叫桑匹的牧人住了几天，很快，我的绰号就被改成了“桑匹记者”。2006年10月到明永村参加生态旅游的培训，60多岁的米巴阿尼（阿尼，爷爷之意）在太子庙见到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哈，你不是桑匹记者吗？好几年没来了吧！”接着兴高采烈地和周围的人说我和桑匹一起睡了几晚，桑匹身上的虱子都爬到我身上了云云。

    其实我并不是唯一到这里调查的“记者”，和我前后不久来这里长住的，还有日本前登山队员小林尚礼，美国环保专家木保山，志愿者马骅，意大利博士生甲瓦尼，流浪的新加坡人吴灿东，以及越来越多的学者、作家、探险家、生态专家、旅游专家、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当然也少不了形形色色的“达摩流浪者”。

    以历史的眼光看，我们不过是千百年来，到此窥探雪山秘密的人群中的一小部分，就像梅里山难只是卡瓦格博时间链条上一个显眼的环节而已。当地村民发现，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甲”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喜欢问这问那，二是老举着一些机械的独眼代替两只眼睛观看。这些照相机、望远镜、摄像机会把景物放在一个精确但狭窄的方框里，“甲”们认为，那比眼睛看到的更加真实。

    然而，村民们似乎不太在意界限清楚的“真实”，却更在乎“好看”。有一首德钦民歌这样唱道：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白上再加一点白

    就像白色的岩石上落了一只白色的雏鹰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上再加一点绿

    就像绿色的核桃林中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

    白再加上一点白，绿再加上一点绿。机械独眼看不到平面之外的多维空间，也无法分辨白与白，绿与绿的细微差别，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自然界的好看，以及其中渗透着的精神色彩。

    就像视觉的“好看”一样，民间歌曲和传说特别讲求“好听”。“甲”们甚至不知道，为神山养育的藏族，已经把陌生的来访者以及因他们而生发的种种事件，演绎为民间传说中的几句唱词和几段故事。某个沿着转山小路云游的阿扎拉（游方僧），会在阿丙、扎朗、雨崩、溜筒江等大小村子收集这些故事，又以演唱或讲笑话的形式，在火塘边传达给听众。那故事和曲调如此动听，总能引起大家回应，并你一言我一句地填加更多的情节。

    起初，我和其他游客一样，首先被卡瓦博格的自然风貌所吸引，时间长了，发觉那些终年与山相依为命的人更有意思。卡瓦博格是中国第一座拒绝人类登顶的雪山。他的力量，不仅来自于风暴和雪崩，更来自于给它命名的那个文化，来自于始终坚持着那个文化传统的人们。他们凭借代代相传的信仰，使一座自然的山，成长为一座神圣的山。而他们自己，也从凡俗的人，脱胎为能与天地呼吸相通的人。

    几年来，我从中国最严重的梅里（卡瓦格博）山难入手，以纪录片拍摄者和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开展长期调查，深入了解当地藏族和环境的关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信仰，以及外来探险与开发活动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以口述历史和调查笔记结合的方式，探讨当地人如何与山、与身边的自然打交道，描述了卡瓦格博的生态环境现状和神山文化的变迁；以纪实的方法呈现了卡瓦格博地区的环境历史、传统民间环境保护法则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种种冲突、民间传统文化在自然保护中的有益作用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