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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1月23日 星期六

    词本求忘机 余事自高妙

    ——苏轼“诗之余”词学观念及其词学史意义

    于东新 《 光明日报 》( 2013年11月23日   12 版)

        词本隋唐宫廷娱乐之歌曲,至宋初仍然沿袭绮艳柔靡体格,以为宴赏游乐之具,而士人创作亦不免此风。中唐“古文运动”兴起,文化风气一变,文人士大夫以独立人格担荷斯文,其于诗文艺术的观念也发生重大变革,具体表现就是道艺分途。“道”成为士人主体精神的内在追求,而诗文艺术则成为其游心其间的悟道之梯。这一思潮对词的影响,就是“诗之余”观念的兴起。此观念起于欧阳修,成熟于苏轼,而大盛于“元祐”文坛。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提出“余事做诗人”的主张,标志着诗文艺术独立于道统的艺术价值的凸显。其直接的影响就是“诗之余”观念的产生。而最早提出词为“诗之余”的则是苏轼,其《张子野词跋》曰:

        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波耳。《华州西溪诗》云:“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又和余诗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若此之类,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词。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盖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欤!(《百家词·张子野词跋》)

        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苏轼还谈道:

        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东坡文集》卷二十一)

        苏轼说张先词为诗之余波,又说文与可之书与画为诗之余,视词、书、画为毫末,表面看来是表现了苏轼作为士大夫思想正统的一面,实际上,他这种文人余事的态度则是把词完全当作了文人的消遣品,是文人修养德行之余品味人生的深层次的精神体验,恰恰说明了道艺分途后超功利的艺术思潮的兴起。苏辙《墨竹赋》详细描述了文与可画竹时的心态:“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视听漠然,无概乎予心,朝与竹乎为游,莫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文与可与竹倾心而谈,心灵洞彻了竹之“神”,人与竹交融到一起,以至合二为一,就达到了庄子所说的“人蝶不分,梦觉难辨”的境界,故竹之神情即人之神情,人之神情亦为竹之神情,这就完全超出了社会功利之心。苏辙还体悟到:“盖予闻之,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万物一理也,其所从为之者异尔,况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小苏在此正是从“万物一理”的角度解析了儒释道融合,以及这种融合为当时的文家们深透物理,从而达到了物我两忘的超功利的精神境界。后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云:“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他肯定了文与可与苏辙等人的认识,赞许文与可“墨戏”创作的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苏轼还指出:“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草木鱼虫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虽然,苏轼关于词为“诗之余”理论内涵未作正面的阐释,但通过其对文与可墨竹观念的赞赏,我们还是能寻绎出其理论旨归的。在这种观念下,其对词之本体及功能的认识就完全不同于唐五代以来一直到“大、小晏”的观念,而有了质的变化与飞跃。可以说,苏轼更多地思考并实践了文人之所以为文、为词的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

        如再深入论之,苏轼以翰墨游戏的创作态度填词,使词体开始摆脱词乐的限制并日渐独立,从而成了文人抒发情感的纯文学体裁。如他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为《哨遍》,隐括周穆王与西王母之事为《戚氏》,集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诗句而为《南乡子》三首,以及首次把农村题材引入到词体而为《浣溪沙》联章词五首等。苏轼甚至直接提出改变词体现状的主张,有意打破“词为艳科”的传统,题材范围由原来的专一艳情变为多种多样,“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尽管这种“诗之余”的观念与“词为艳科”的传统词学观相抵牾,但是,由于欧苏文人集团的重要影响,以及这种观念适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其别样的词风与特点于是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了这种“新词体”的创作,词体遂发生了全新变化。此为词体发展之重要一转关也。

        所以,刘崇德先生指出:“当苏黄这些文人去写那些‘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的作品时,诗也就由文学教化的‘千古事’沦为文人案头的翰墨游戏了”。叶嘉莹先生也提出:“当时的士大夫们,在为诗为文方面,既曾长久的受到了‘言志’与‘载道’之说的压抑,而今竟有一种歌辞之文体,使其写作时可以完全脱除‘言志’与‘载道’之压抑与束缚,而纯以游戏笔墨做任性的写作,遂使其久蕴于内心的某种幽微的浪漫的感情,得到了宣泄的机会。”宋人的这种翰墨游戏的创作观念几乎贯穿了整个宋代,并持续到了后世,受其影响,文人画(写意画)、题画诗、词成了文学艺术发展的主流。苏轼这种理论勇气、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尝试为文学创作、词学史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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