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一些电影细节

    今年4月，我被公派至台湾世新大学交流学习，在宝岛度过了3个月时光。本以为作为学电影的学生，到了台北会在钩沉史料的过程中颇多感怀，却没有想到最后念念不忘的是一些关于电影的细节。

    我们在一个午后去拜访电影剪辑师陈博文先生。他的工作室在普通居民楼里，《一一》的大幅海报在墙上已经有些陈旧。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赛德克·巴莱》，陈博文的剪辑台成就了这些写入影史的影片和几代导演——是的，剪辑师是可以成就影片和导演的，一位好的剪辑师几乎等于电影后期的大半个导演，甚至担负着调整结构的编剧职责。因此，一旦剪辑师的才华初露，院线商业片几乎就要将他们瓜分殆尽。陈博文正在剪的是一部纪录电影，导演拍摄时间长达7年，漫漫素材已经在时间线上开始成为有序的段落。我有些意外，导演竟可以把如此巨量的素材场记扔给前辈然后坐等成果，简直不可想象。

    陈博文笑笑说：“我先和导演沟通，看他到底要什么，然后慢慢剪，这个片子大约要剪两年半。”

    我被时间线吸引，在很短的尚未成型的段落里已经能看出他工作的灵动与用心，这部中规中矩跟拍的纪录片，已经被剪出了大镜头量和多线索叙事的感觉。

    “很多剪辑师是在助理先按剧本整理出一稿以后才亲自动手的，您呢？”我还不敢相信陈博文会亲自剪素材量巨大的纪录片。

    “我坚持自己面对第一手素材。”陈博文说自己一直有机会执导筒，但他还是只想做剪辑师，和导演们聊剧本，商定剪辑方案，独自在工作室精雕细刻。“除此之外我还教书”。他在昆山科技大学任教十余年，全力栽培对电影剪辑有兴趣的人才。

    又一次意外看到“大匠”的工作是在南洋台湾姊妹会。由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夏晓鹃老师推动成立的姊妹会，为台湾涉外婚姻中的女性提供语言培训和法律援助，并帮助她们建立社区互助。在姊妹会，嫁入台湾的南洋各国女性摒弃了“外籍新娘”这一称呼，赋予自己“新移民女性”身份。她们不仅互助合作，更走上街头抗议相关移民法规。2005年，姊妹会出版书籍《不要叫我外籍新娘》，新书发布会上，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提议由姊妹们自己拍摄一部纪录片。

    虽然DV的使用已经降低了影像拍摄的难度，但完整的影片毕竟不等同于家庭录像。怎么拍？如何剪？这对于许多还没有渡过语言难关的新移民女性是莫大挑战。最初，姊妹会希望侯孝贤能执导拍摄，但侯导在拿到姊妹会的拍摄脚本后，一边勉励她们学习拍摄和剪辑，鼓励她们“自己动手让大家了解新移民是什么”，“你们自己拍出来的东西才能代表你们自己的心声”；一边让自己的工作室提供拍摄指导与技术支持。在影片完成后，侯孝贤参与VCR录制，为影片的宣传推广做背书。这部耗时两年的纪录片最终定名《姊妹，卖冬瓜》（卖冬瓜是泰语“不要怕”的谐音），并在2011年入围第十八届台湾国际女性影展。

    台湾的电影不仅存在于热映的院线、书店的影碟售卖区，也存在于许多民众自发的电影创作、丰富的展映空间以及开放性的学术机构。在台北和高雄的电影资料馆，市民和学生办理档案借阅和观看手续都很简便。

    而院线本身的组成也是多层次的。

    靠近景美捷运站有一家“景美佳佳戏院”。从马路对面能看到建筑的外墙有一片巨大的灰白空缺，这应该是从前戏院画海报的地方。手绘的海报不再有，老的戏院也很难在视听设备上吸引年轻观众，这里便成了二轮院线的一个组成。看两部电影的票价是100元新台币（约24元人民币），学生甚至是持国际学生证的学生还有九折优惠。在楼下的炸鸡排档口买点“甜不辣”，便可以上楼看片。5层有一个大厅，6层有两个中型放映厅，每天6部影片循环放映。不对号入座，不限制饮食。首轮院线里飘荡着年轻人的声音和黄油爆米花的味道，而这里永远是冬瓜茶、猪血糕的味道和老年人的台语。

    这样的二轮院线，在全台约有十几家，台北市和新北市就有四家。

    我在台北的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景美佳佳戏院挂出即将引入3D放映设备的广告。有阿嬷带着小孙女在楼下售票窗口笑说：“那我们再来看一遍少年派呀！”电影的观看方式终究还是一点点变化了，即便是这样“古早气味”的二轮院线。

    全台现在还有两家能够冲印胶片的企业：台北影业与现代冲印。就在我抵台之前刚关闭了一家——台湾的“中央电影公司”从北京华柯电影洗印公司购进了一套设备，华柯于2012年6月宣布停业，在此之前，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洗印车间早已关门。这套设备走过台湾海峡后并未支撑多久，台湾中影使用几次后也宣布设备损坏停用。

    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电影时的第一课是技术基础，“翻正”“翻底”“配光”……然而这些概念如今已淡出了电影工业的流程，“数字中间片”成了最通用的制作方式。我的一位学摄影的同学在离开现代冲印时买了一盒16mm胶片，他说他不拍，留着是个念想。经理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个2000呎的大胶片盒：“华柯停了，你们就来台北冲，我们守到最后一本胶片。”

    抱着这个大胶片盒，我们知道电影的一个时代结束了，而一个全民参与，或许也意味着更多交流的电影时代才刚刚从这些细节里开始。

    （作者为青年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博士生，曾执导纪录片《寒假补课》《两个季节》，编剧电影短片《是夜》《拖延症》等，获第二届两岸三地电影院校学生作品展最佳纪录片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