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这绝非计划中的一条。
咱们期望的,是天长日久,岁月静好。
我将怀念每日清晨你的幽默、你的拥抱,
还有咱俩一同发出的欢笑。……”
米勒太太的声音哽咽了。听众席里传来压抑着的唏嘘声。主持葬礼的牧师经验老道,及时示意钢琴手弹奏起圣诗,大厅里回荡着天籁之音。我悄悄抹掉眼角渗出的泪水,加入了生疏的合唱。
米勒的名字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纯系偶然。十多年前,我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图书馆里瞥见了记叙学校历史的专著,上世纪70年代的几张图片吸引了我的视线:一群穿着棉大衣,长发披肩的男生正顶着冬日的严寒,举着标语牌在校园里示威游行。其中就有米勒的身影。
那几年,神州大地的红卫兵运动已随着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而烟消云散。然而,地球另一端的北美大学校园里,红色波涛却方兴未艾。在学校烟雾弥漫的教室和餐厅里,常常可以看到思想活跃的青年教师与学生们探讨社会、经济、政治大事,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都成为热烈辩论的话题。青年学子们雄心勃勃,深信自己肩负重任,可以改造这个腐朽的世界。在几位左翼青年教授的带领下,不少师生参加了校园内的“反帝同盟”活动,不但支持全省工人大罢工,还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米勒教授深受学生爱戴,年纪轻轻就担任了系主任,代表学生的利益日夜奔忙。然而没过多久,他和其他几名教授被校方认定为“共产党”,被强迫辞职。
1997年我开始在滑铁卢大学任教,首先结识了英文教授米勒太太。她从未对我提起过上世纪70年代那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直到我向她询问那段历史。“如果嫉妒某人的才华,最便利的手段就是给这个人扣上共产党的帽子!可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员!他只是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理念的人,同情底层百姓,关心弱势群体,愿意为改善我们生存的环境而奉献自己罢了!”米勒太太压低声音,竭力控制着胸腔中的愤懑。“他头上戴着那样一顶帽子,失业后四下里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从此一蹶不振。阳光和欢笑,从我们家中永远地消逝了。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沉默阴郁,脾气古怪。他不再是我从高中时代起就爱上的那个温和善良、满腔热情的年轻人了。”米勒太太轻轻摇动着满头白发,蓝眼睛里充溢着泪花。
2008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来访,米勒太太与我校孔子学院一同策划并主持了“中加两国顶尖作家交流会”。我们采取了一对一、交朋友的恳谈方式:出身煤矿工人的刘庆邦与也是矿工世家出身的加拿大老牌作家麦克劳德,畅销书作家刘震云与第三代华裔、畅销书作家崔维新,先锋派作家格非与新锐派青年作家丹尼鲍克分别结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评论家白烨则与数位加拿大文学教授展开了面对面的热烈讨论。会场上洋溢着知己相逢、把盏尽欢的愉悦气氛。
会议之余,米勒太太邀请中国作家到她家中用晚餐,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米勒教授。须发斑白、面容清癯的他已不复年轻,但那对真诚善良的眸子依然蕴含着睿智的光芒。面对来自遥远东方的客人,他显露出局促与矜持,甚至有些羞涩。他悄悄坐在客厅一角,默默打量着谈笑风生的客人们,全然看不到当年那个活跃在校园里,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的青年才俊的影子。
在后院的廊下,我讲述了男主人的遭遇,中国作家们沉默了。望着月光下修剪得一丝不苟、美丽如画的花园,格非感叹:“这一定都出自米勒之手吧!”回到屋里,刘庆邦轻声唱起了《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刘震云带头唱起了《敬爱的毛主席》,大家都加入了合唱。米勒虽然不懂歌词是什么,却显然从大家的表情和声音中,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情怀。他从沙发里挺直了身躯,颊上绽开笑容,目光中闪烁着欣慰。
餐桌上摆满了米勒太太为大家精心烹调的模拟“中国菜”。米勒教授举起玻璃杯,为大家敬酒:“我从青年时代就一直渴望着去中国看看,却一直没有机会。衷心希望今后能实现这个梦想。”……
此刻,殡仪馆一角,张贴着本地报纸的整版报道,米勒慈祥的眸子,默默地注视着他曾经倾入全部身心去关注的这个世界。“曾经担任过滑铁卢大学社会发展学系主任的米勒博士于星期一去世,终年70岁。……米勒毕生致力于社会公正,源自他在海滨故乡的影响。在靠海吃海的渔民社区,人们需要互相依赖才能生存。他的家属说,我们从他那里学到:如果大家互相友爱,团结一致,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报道刻意避开了令人悲哀的那十几载寒暑春秋。“对许多人来说,米勒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导师。米勒不仅自己为社区精诚服务,他的献身精神也激励了许多人投入改造社会的义务工作之中。上世纪70年代,米勒亲手建立了社会发展研究系。……他当年的同事评价说,米勒是一位具有社会良知的学者,他把学术世界看作改变社会的工具。”
一盏智慧的灯熄灭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在心头默默悼念着。
“我希望你能知晓,
你一直深受着爱戴,
过去如此,今天如此,直到天荒地老。
眼下,我要让自己躺倒,
并静静地流血。
但我终将站起,并继续战斗,
如果必要。”
米勒太太的声音是轻柔的,但全场都听到了。
(作者为小说家、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东亚系中文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