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生活”做文章

    目前报告文学出现的种种“病症”，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即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出现了一些状况——

    因为利益驱动，放弃了职业操守，降低了报告文学的品质追求，让报告文学堕落为企业和成功人士的“赞歌”，或者成为了庸俗不堪的“八卦新闻”；

    因为根本没有深入到所要书写对象的生活当中，就只能是“上级领导提供思想、采写对象提供生活、写作能手提供技巧”，如是缺少“心肝肺”的“三结合”产物，自然就写得干巴巴，有如年度总结，纵然辞藻再华丽，也因为没有感同身受而难以打动人心；

    因为回避现实逃离当下，缺少对现实叩问的勇气，所以就钻在了故纸堆中大量堆砌历史资料，在封闭的历史空间中怡然自乐的同时，放弃了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引导；

    因为丧失主体性、没有价值引领，所以就只有现象罗列而缺少有价值的追问；

    因为对报告文学缺少必要的理论探究，“拎不清”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功能、使命等，要么以为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没什么两样进而缺失了“文学性”，要么以为报告文学可以天马行空而缺失了“真实性”，或者觉得报告文学只能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或者觉得报告文学只能揭批骂，只能“说坏话”，结果报告文学就被弄得四不像，变得无所适从；

    因为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就总是眼睛向上向别处，而挖掘不出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中的“宝藏”，在写陌生题材时又因为疏于相关领域知识的学习探究而总是隔靴搔痒……

    解铃还须系铃人。报告文学作家要对自身存在的“病症”有清醒的认识，对症下药，积极围绕“生活”二字做文章，不断地磨砺自己，炼就一副“健康”的体魄。

要有拥抱生活的热情

    一切文学写作生生不息的源泉是生活，但比较而言，诗歌、散文、小说等可能对作家是否在所描写的生活现场要求得不是那么高，毕竟这几种文学门类在需要作家有足够的生活积淀的同时，更需要仰仗作家丰富的想象力。而报告文学则大为不同，它是最需要接地气的文体。如果写作者没有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不去开展扎实的田野调查，是不可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作品的。

    陶克历时十五年时间采访了上百名雷锋生前的战友、同事、同学，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才能以《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真实地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雷锋，掷地有声、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对雷锋的质疑。李春雷是在充分走进了主人公郭明义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之后，才能以《幸福是什么》鲜活地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能诗文爱唱歌、懂技术开微博、同凡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但同时又是有着高度自觉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感的当代活雷锋。如果梁鸿在家乡梁庄没有二十年的生活经验、对它没有深厚的感情、后来又没有走回家乡重新仔细打量玩味这个被人抛弃了的乡村世界的话，她是无法在《中国在梁庄》里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具体而微的“废墟中国”的。同样，以写小说闻名的孙惠芬也正是在两年有意识的自我放逐的乡村生活中，走近了辽南农村的自杀群体和自杀遗族，从而以沉痛有力的文字触及到了乡村民众因为贫穷、疾病而产生的灾难，让读者感知到了那些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着无数迷惘困惑的无奈命运，记录下了当代乡村生活的某种真相，完成了她的非虚构作品《生死十日谈》。

    报告文学的写作，应该如老作家魏巍所说：“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入感受，对写作的人是多么重要！你感受得深了，写出来，也就必然有那么一股子劲，人家读了，也就感受得深；你感受得浅，人家从你这儿受到的，也就浅。你根本还没有感动呢，那就用不着说了。”

要有省思生活的智慧

    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然思想活跃、别具匠心，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写作应该是灵魂在场的有思想锋芒的写作。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在当初能够引起轰动效应，不仅仅在于它走出了写人物“高大全”的窠臼，写活了专心于科学研究还有着些许怪癖甚至缺点的数学家陈景润，更在于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报春的燕子”，以痛快淋漓的笔墨隐含着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呵。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污的终究要昭雪。种子播下去，就有收获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这样精彩的时事议论表达和传递出来的是人民的心声，也是时代的心声，充分显示出作者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

    与信息传播速度快捷的现代传媒相比，与“短、平、快”的新闻报道相比，报告文学存在着诸多先天的劣势。但报告文学在思想性、文学性上有它胜于新闻报道的不少优势。面对同样的题材，报告文学有更多的时间来消化、玩味、沉潜和思考，也就能更敏锐更冷静更深入地发现新闻报道的“盲区”。当新闻以简洁明快博取人们的眼球时，报告文学则要以犀利深刻的思想、富有感染力的叙事征服读者的心灵。

    在《寻找巴金的黛莉》中，赵瑜通过对巴金早年写给一位年轻读者的七封信的追踪，展现了历史劫难中一代知识分子和山西几大家族的命运变化，从而提供给人们的是书信背后更耐人咀嚼的、丰厚深邃的内容，让人对既往的时代、生活、人心、世道有了更多的思索和探究的热情。

要有剪裁生活的本领

    近年来，文学写作字数井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报告文学的写作也同样染上了冗长乏味的通病。可能有人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报告文学没有巨量的篇幅和相当的字数，就无以显现出所写题材的厚重来。其实，报告文学写作没有必要一味追求“全方位”或者“全景式”的宏大写作，有的题材完全没有必要动用数十万字的篇幅来写，人为的“注水”只会干扰和削弱了读者阅读的兴趣，对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

    报告文学作家要善于从生活中撷取写作素材，从平淡的生活中找出色彩，“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恰到好处的剪裁，自可达到以一当十的接受效果，言简意赅、意蕴丰满的写作才能够让报告文学赢得更多的读者。李春雷在《木棉花开》中写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以及当年他身后由梁湘、袁庚、郑炎潮等改革弄潮儿组成的优秀团队。按理来说，这些改革精英身上有许多可写的内容，而《木棉花开》却能做到惜墨如金，并没有全面铺写改革家们的人生经历，而是选取了几个经典的横断面来书写。虽然这篇报告文学的篇幅不长，却把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改革家们的精神气质、思想风貌“和盘托出”，令人读后意犹未尽。这表明：话不在多，在于精辟；文不在长，在于深邃。

    此外，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还要注重理论和创作的学习。要有意识地学习和借鉴诗歌、散文、小说、史传文学等各类相关创作的写法，用以加强报告文学的艺术性。另外，有必要对报告文学保持足够的理论探讨热情，毕竟创作和理论是一鸟之双翼、一车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当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鲜明了，才能够有更自觉更自信的艺术追求和更勇敢更真诚的社会担当。还要注意的是，报告文学作家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引领自己的创作，不管报告文学是写问题、还是写赞歌，最终目的都是为着播撒正义和良知的种子，传递社会正能量，激浊扬清，扬善抑恶。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