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人格与双重标准

    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以近乎八卦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对私生活的描写，对历史上的一些大师进行了褒贬（当然主要是贬斥和批判）。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师的名单：卢梭、雪莱、列夫·托尔斯泰、萨特、威尔逊、高兰茨、海明威……每个人都有专门一章，捎带着被品评的，还有拜伦、狄德罗等。

    约翰逊想说的是：这些人在思想上很崇高，但为人处世却十分卑下；这些人自我标榜多么热爱人类、关注下层，实际上却都极端自私；这些人对人对己搞双重标准，欺骗甚至戕害朋友；这些人在婚姻和感情上极不道德，在性上常常乱交、变态；这些人虚伪、吝啬、褊狭、自恋、贪婪、刻薄、傲慢、撒谎成性、言行不一——

    卢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断地从养母或者养母兼情人那里榨取钱财，而当这些女人穷困潦倒之时，他却从未想到要帮助一下她们。他把与自己同居多年并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动物，随意加以伤害和侮辱。

    雪莱因行为不端被赶出家门之后，经常采取威胁、欺骗、辱骂等各种手段，不断向父亲要钱。他终日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随意玩弄她们，再将她们抛弃。他四处借钱，却从未还过。

    列夫·托尔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类，却终日沉迷于赌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他挣了很多钱，他的庄园早就给输掉了。他经常把爱挂在嘴边，摆出一副农奴解放者的架势，却从没实际行动过。在两个哥哥贫病交加之时，他从未资助过他们，他的一个哥哥临死之前要见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绝了……

    约翰逊的观点显然是走了极端。在评论卢梭们、托尔斯泰们的时候，首先要注重的，应该是思想和艺术成就，以及它们对当时和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一个人的思想，与其在现实中的作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如果说《知识分子》一书有什么意义，我以为就在于，它提醒我们注意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和双重标准的问题。

    另一本论说这一话题的著作，是法国学者巴斯卡尔·博尼法斯的《造假的知识分子：谎言专家们的媒体胜利》。因为博尼法斯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他所抨击的，更多的是“国际关系的迪斯尼化”，是置身其间的那些戴有色眼镜的学者们。在他们那里，道德如同“一个极其多变的几何图形”，而谎言则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

    “比如‘独裁者’这个词，不是根据一个独裁者的残暴性或其镇压的规模而使用的”，而是根据使用者的战略需要来界定的。萨达姆是独裁者，应该被推翻，而智利的皮诺切特同样独裁，却得到了西方的支持。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尼加拉瓜前独裁者：“他是一个婊子养的，但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一语道破天机。比如，同样是针对女性们的境遇，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问题，在印度就不是问题。

    在博尼法斯看来，这些学者们置事实于不顾，肆无忌惮地攻击巴勒斯坦、伊拉克和伊朗，是因为跟随西方“主流意见”没有风险，而且还能收获到好处，而像站出来与他们唱反调的塔里克·拉马丹这类人物，则成了道德的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这些人把复杂的国际问题简单化，再掺假掺毒，对公众进行欺骗。他们形成了一个群体，彼此之间具有“同伙感”，即便是有人出现明显的错误和歪曲，他们也将相互掩盖。

    博尼法斯意识到，在媒体时代，这些造假的知识分子已经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取得了胜利。

    被博尼法斯列入“造假的知识分子”名单的，有“系列说谎者”卡洛琳·芙莱，此人最大的特长是断章取义和反真实，是“给对手们横加一些该受谴责的立场”，而这种立场常常是她自己虚构的；擅讲“奇妙故事”的大叔阿桑克桑德·阿德勒；谎称曾潜入基地组织和华人黑社会组织的穆哈麦德·希法维；坚决认定伊拉克和伊朗拥有核武器的“重拳夫人”德蕾丝·戴尔佩克……

    真正大师级的造假者样板人物，是贝尔纳－亨利·莱维：“他装扮成一位全身心致力于为道德而斗争的人，实际上却代表了无耻本身；他装扮成毫不妥协的自由的捍卫者，实际上却是一位麦卡锡主义者；他装扮成一位普世主义者，实际上却是一位狂热的族群主义者。”莱维是法国所有媒体的沙皇，无论是学者，还是记者和主持人，谁只要站在对立面揭穿他的谎言，谁就有可能受到排挤，甚至被开除职务。在莱维的书中，充满了谎言和错误，但奇怪的是，每经历一次被拆穿的危机，他的名气都会变得更大，地位会变得更稳固。

    《造假的知识分子》出版后，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也许说明了，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在法国存在，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