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科技革命在军事领域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入,各国军队在应对策略上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信息化。
预测成为国之要务
历史的经验表明,人类把握明天、预测未来,从来都是必须依靠今天掌握的信息。信息充分完备,就可完全预测未来,如月食的发生,远古时人类觉得神秘莫测,而对现代人类来说,可以十分精准地预测;信息不充分,就只能部分预测未来,如粮食产量,因为对气候变化尚不能准确把握,就只能大致估算;信息完全缺失,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有时甚至已面临深渊,尚且浑然不觉。
战争行为由于关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自古为国之大事。因而对战争胜负的预测自然成为国之要务。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尽管那是理想态,但它至少说明,古人对信息的重视并不亚于现代人,因为不管知己还是知彼,要知的都是信息。为此孙子甚至强调:“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业。”事实上,在以往信息技术条件下,这一点很难做到。所以,过去人类打仗也就很难有决战决胜的把握。曹操80万军队下江南,当然是指望胜利而去的,不期却落得个大败而归。其他如拿破仑进攻俄国、德国攻打苏联等,都是如此。
还能重演草船借箭吗
物理学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发轫于19世纪,即电力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似乎为解决这一自古令军事家们头疼的感知问题提供了理想钥匙。
这首先是得益于信息探测技术的进步。从19世纪诞生照相技术,到20世纪诞生声纳、雷达、红外技术、热成像技术。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真正为人类添上千里眼,感知技术、遥测技术、识别技术纷至沓来,把个地球看得通通透透,它将草船借箭、空城计、声东击西的诺曼底登陆等传统战争艺术神话,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其次是信息加工技术的发展。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42年诞生,四年后即被用于军事。从那时以来,计算机技术之所以狂飙突进,日新月异,是因为当今人类面临的自然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更趋纷繁复杂,尤其是军事领域各种探测技术和手段的发展,将人类迅速推进到大数据时代,而这些海量数据的处理必须借助于大规模甚至是超级计算机。
最后是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这也是军事作战中最关键的一环。因为人类一切军事对抗都是体系对抗,而连接作战体系各作战单元和要素的灵魂则是信息。由此,信息系统才由古代人类的感官信息系统演变为近代的电讯信息系统,直到今天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虽然从19世纪开始,人类就进入了电时代,但当时的信息链接还是线性的,只有当网络技术出现后,信息传输手段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战争毕竟是一种生与死的博弈行为,我方在发展,敌方也在发展,信息技术固然一方面能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也能通过释放虚假信息,进行信息干扰和欺骗等手段,搅浑透明度。这,就产生了信息对抗乃至信息战。显然,草船借箭、空城计等还会重演,只不过是在技术手段更高层次上进行罢了。
不可小觑的生理心理信息掌控
以上分析,都是局限在物理战框架内,所谈信息,也仅仅限于物理信息。申农信息论诞生后,世界科学界对信息所涉及范围的理解,分布于计算机、生物遗传、社会认知等不同领域,这样信息至少有三类,这就是物理信息、生理信息和心理信息。如果在物理信息战的基础上,再加上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考量,则情形又会大不一样。今天人们大谈信息探测、战场感知、目标识别,热衷于精确制导,但在这里,信息探测、感知、识别的都是物理目标,精确制导也仅仅是物理信息制导。因为对作战对手的生理、精神状态尚难以感知和识别,运用生理信息、心理信息进行精确制导还远远谈不上。对今后的战争来说,无论是对不同作战对象的选择性杀伤,还是力图从精神上制服敌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恰恰是生理、心理等方面的信息掌控变得越来越重要。
生物信息技术的军事应用,必然产生基因武器。基因武器就是运用遗传工程技术,按人们的需要,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接入能对抗普通疫苗或药物的基因,产生具有显著抗药性的致病菌;或者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接入致病基因,从而制造出新的生物制剂。一句话,就是用DNA重组技术改变细菌或病毒,使不致病的成为致病的,可用疫苗或药物预防和救治的疾病,变得难以预防和治疗。这种武器能确保对不同人群和不同个体的选择性攻击,精确而有效。
从更高层面上看,用武器杀人不是战争的终极目的。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使敌方屈从于我方的意志。这就意味着,信息战必然向精神领域开拓。由于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心理等精神状态的研究尚处于非常落后的水平,相应的装备技术发展更为滞后,这就一方面为心理科学的发展创新提出强劲需求,另一方面也为战斗精神的培育留下巨大空间。对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来说,战斗精神的空前高涨,至少是制约军事大国自恃物理优势恣意发横的重要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