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留影文化群英

    1942年5月2日，春末夏初的明朗阳光照耀着延安大地。延安文艺座谈会将在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办公楼下的大会议室内进行。我的父亲吴印咸不但作为正式受邀代表参加会议，而且按惯例担任了座谈会的摄影工作。

    下午1时半，100多位文艺工作者把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大家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静静等候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们的到来。毛泽东准时来了，他面带笑容、精神饱满地走进会场，大家起立欢迎，周扬从西头开始，向毛泽东介绍每个人的姓名，毛泽东对大部分与会的艺术家是稔熟的，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对每个人都有所询问或作简短的谈话，当他针对一个同志的特点说了什么有趣的话时，便引起邻座欢快的笑声，气氛很是融洽活跃。问候完毕，毛泽东回到主席台前就坐。会议主持人凯丰宣布会议开始后，小小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洪亮的湖南乡音，是那篇极富启发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

    第二次大会于5月16日举行。这两次大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绝，发言滔滔不绝，气氛十分热烈，被评论家形容为“无拘无束的交谈，有滋有味的便餐”。有一些奇谈怪论，比如有人大讲文学基本知识，用文学教程规划党的政策。同时，一些从战场回来的作家就所见不同，他们呼吁作家们到前线去，经受战火的锻炼。朱德同志发言时，以自身经历为例，说明一个旧军阀，找到了党的领导，才走上革命道路，成为红军的总司令，驳斥了会议上反对党的领导的谬论。

    第三次大会是5月23日下午举行的，开始部分仍是继续讨论发言。晚饭后，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的总结发言。由于与会代表太多，会场转移到了中办楼外的空场上。此时天色已黑，西北高原的夜空星光灿烂，在杨家岭的山谷里，在煤气灯的光亮中，人们围得密密匝匝，虽有若干板凳，但更多的代表或是以各种姿势站着，或就地坐着听讲、记笔记，停在附近的一辆卡车上也坐满了人，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是延安四老之一的徐特立。毛泽东就是在一张极朴素的小桌旁，发表了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

    吴印咸作为受邀的参会代表，参加了座谈会的三次会议，他也和所有代表一样，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和教育。吴印咸兼任着大会的摄影师，参加大会的过程中，他一直思考着要把这个有关文艺的重要事件拍摄好。5月23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他一面聆听毛主席的讲话，一面琢磨着如何拍摄。会场屋小人多，光线暗，烟雾弥漫，场内实难拍摄。而阳光不像灯光那样任人支配，日照时间短，照射角度移动很快，有时被云层遮掩等等，稍有延误就会丧失拍摄时机，真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因为屋内缺乏阳光，拍不成电影，只有在外面拍一张合影照片了。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找毛主席，提出到室外合影的想法。毛主席欣然同意，当即决定散会后到室外拍照。吴印咸后来回忆：“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毛主席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自己先坐下，大家很快围了上去，站好坐定。主席如此重视，亲切融洽，使全体与会者激动不已。”可是吴印咸的相机镜头小，拍那么多人，效果很难保证，况且胶卷已经过期多年了。于是他就先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后又从正面用三张底片拍了接片，总算留下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延安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的珍贵照片。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门前，共有100多人。因当时条件极差，照片质量受到限制，但放大后仍然能够分辨出每个人的相貌特征。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的唯一的珍贵照片，成为文艺战线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史料。特别要提到的是，延安电影团的参会代表吴印咸因为担任摄影师，而不能和其他代表一样在照片中留有影像，只能作为拍摄者留名了。这既是电影团和吴印咸的极大遗憾，也是电影团和吴印咸的极大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