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来自陕西榆林农村代课教师的感谢信,让我想起了尘封六年多的往事。
记得那是2007年3月间,我编了一篇民进中央严隽琪主席等十三名政协委员的“两会”联名提案——《关于当前农村代课老师的待遇和安置问题》,刊发在3月29日的《民主与团结》版头条,题为《让农村代课教师“名正言顺”》。时隔大约两周的一天,我正要去报社食堂吃午饭,一层总台打来电话说,陕西有人找。
我来到一层大厅,看到十多位农民装束的中老年人迎我而来,其中一人手举着《光明日报》说:“你就是任记者?我们是来找你的。看到这篇文章,我们感到有希望了!”接着,他们向我讲述了当地农村代课老师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尴尬处境。一万多人被辞退后,岗位大多由高中毕业生接替,但代课老师被辞退后却没人管,安置问题成了“老大难”。
他们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又累又饿。我就先带他们到报社食堂吃了顿饱饭,边吃边聊。
这些人大都有三四十年的代课教龄,最少的也有二十年。如何解决他们的安置问题?我对这方面的政策不懂。于是,当天下午,我带他们中的三个人去了民进中央,向宣传部的高部长反映了这个问题。高部长记了下来,答应会向中央反映。他们听后就回陕西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他们又来到北京找我,仍然是为解决农村代课老师的安置问题。一位老人举起包着绷带的左手对我说:“因为我是反映问题的一个代表,前几天夜里,几个人跳进我家院里,二话没说,就把我的手给砍伤了。”我找了报社教育部主任汪大勇,汪主任也为他们积极出主意、想办法,了解这方面的政策,供他们参考。
我是这样理解这件事的:教育部肯定对农村代课老师有专门的安置政策,可能是基层没认真贯彻执行,或没领会政策精神罢了。我安慰他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国家在这方面有政策,会有结果的。不要这样来回跑了,辛苦又有风险。可以把问题写一下,直接向国家教育部反映。他们听后,默默地走了。
后来,这些老师们又来过几次电话,我让他们在教育网经常搜一搜,多关心这方面的安置政策,再根据政策要求当地教育部门解决问题。
就这样,一晃六年多过去了,如今有了榆林一万多名代课老师的回音,我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我也更加深刻地感到:为老师们的事尽点心,本来就是我们光明日报人的本分!(本报记者 任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