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活在当下

“不论iPhone因为什么而震动，都不如此刻你的眼神交流更有价值。”

    ——道格拉斯·拉什科夫

    2010年5月，搜狐的张朝阳率领14位总监级以上男高管前往青海攀登岗什卡雪峰。我问搜狐人士，张朝阳为啥要干这事？得到的回答是“逃离城市”。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还有多少地方可逃？第二反应是，逃不起的人咋办？更糟糕的是，很多人还不想逃，等着各种机会往里钻。第三反应是，难不成就一逃不回头了吗？

    带着这些疑问，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都上搜狐微博去看张朝阳是咋个逃法的。登山队的众多队员都开设了微博直播登山，一路登一路发。有的时候，你甚至搞不清楚，他们是为了去登山，还是为了去广播自己登山。比如这一条：“周围坐着十来个男人，每个人都在低头玩自己的手机，偶尔抬头，大家都诡异地一笑。”这情形的确诡异——置身雪峰美景，不去体验风光，而是埋头发微博。

    回想起2002年第一次登四姑娘山时，要靠有人骑快马从大本营下到小镇上，在一家小旅店门口用电话线拨号到搜狐的服务器，把前方的消息发给外界，其时已是8个小时以后了。因此，张朝阳感叹：“八年了，通讯变化天翻地覆，希望变化的不只是科技啊！”

    变化的当然不只是科技。要感谢“彪悍”的手机时代，感谢人人时代的互联网，否则就不会有搜狐高管全员“播报”的登山了。

    有人问鲍勃·麦特卡尔夫，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下一个“夺命应用（killer app）”。这位以太网的发明人、“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首创者毫不犹豫地回答：“永远在线（always on）”。何谓“永远在线”？简单地说，就是“随时、随地、随意”可以连上互联网，达到沟通无所不在、信息无所不在的境地。

    “永远在线”意味着“拨号”“启动”和“登录”的终结。然而，还有什么东西比移动互联网更能够保证人们“永远在线”呢？当然，我最关心的不是移动数据通信范围的扩大，而是它给我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什么影响。一想到当我走下飞机或是登临高山，只要有了一点冲动，就可以打一个电话、发一封电子邮件甚至从互联网上查一些资料，我就感到一种解放。

    但那真的是一种解放吗？别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我，我的生活又该如何被界定呢？

    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过度被动交流的世界，“比特”太多而注意力太少。速度过快、信息量过大导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的创造力受到损害——假如你的大脑总是在进行多任务处理，或是对外界事物作出被动反应，漫无目的的头脑游戏就失去了空间，而这原本是创造力之源。如果你消费的信息同周围的人并无二致，就不会有什么能激发你的另类思维，其结果只能是随信息之波逐流——这股洪水尽管湍急，却没有深度。

    没有谁描述这种状态比道格拉斯·拉什科夫更传神了。他写了《当下的冲击》这本书，明眼人一望便知，影射的是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1970年的名作《未来的冲击》。拉什科夫断言，如果在20世纪末期，时代的标记是未来主义（futurism），那么定义21世纪的就是当下主义（presentism）。所谓当下主义，即过去与未来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紧跟现在发生的事情。

    拉什科夫的一个朋友曾给他发短信：“总是忙得不亦乐乎。所有事情都在同步进行。没时间，真的没时间。”托夫勒所预言的未来，很多都实现了，但吊诡的是，我们却没有时间享受它们。在永远在线、万物皆流的现实中，我们的身体和心灵找不到安放之地。

    我们活在“当下”，“当下”却像一条鱼一样怎么也抓不住。当数字化的自我和模拟化的身体被抛入到一种永恒的对立中，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无论是生理、行为，还是政治、文化？

    “张朝阳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还是回归了所谓的“文明”——无线革命给我们创造的生活脱不出这个逻辑。这场革命昭示的意义，是回归人的主体性，让人从时空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掌控者。如果你无法成为这场革命的主宰，而只是被动地等待技术来解放自己，那么最终你会成为技术的奴隶。

    拉什科夫用了一句简单的话总结这个道理：“不论iPhone因为什么而震动，都不如此刻你的眼神交流更有价值。”真正地活在当下，不意味着追赶永无止境的信息洪流，而是重视质量甚于速度，宁愿选择人的怪癖而不是数字化的完美。

    我曾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拉什科夫那个朋友，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永远没有时间。直到一个学生跟我说：“老师，不要说自己忙，因为忙就是心死。”我恍然大悟。忙，就是心死；而心死的表现之一，就是“低头族”。

    无论在人行道、地铁还是饭桌上，到处充斥着一群“低头族”——人手一台iPhone、iPad或是Kindle，随时低头盯着手中的方寸屏幕。请问，你能抬起头来吗？

    有的时候，这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