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古籍精品图书的样板和标杆

    浩如烟海的纷繁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对古籍进行校订考证、去芜存菁的研究和整理，成为一批又一批学者和出版人毕生孜孜以求的目标。

    历史学家白寿彝曾说过，“从一定的意义说，古籍研究整理工作是认识祖国的工作。我们民族为什么能这样悠久，为什么能有这样连绵不断的历史，而且为什么能跟别的民族和国家不同，这都需要在我们古代典籍里找答案，这才能对祖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一次严格遴选经典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籍整理工作从未间断，出版的古籍图书浩如烟海。为了从中找寻最有价值的菁华部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弘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

    自2012年3月起至2013年8月，活动从拟定工作方案到最终确定入选书目，历时一年半之久。在此期间，组织方反复调研，稳步、审慎地开展评审推荐工作，在北京、上海等地先后论证18次，广泛征求出版界和学术界专家的意见。袁行霈、安平秋、程毅中等110余位来自全国的古籍整理领域著名专家学者均参与了评审论证工作。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充分依靠专家。如果有专家提出某种书存在“硬伤”，经核实后即对该书一票否决。

    经过广泛讨论，集中评议，反复推敲，优中选优，组织方最终从1949年至2010年间出版的2.5万种古籍整理图书中评出91种精品。整理方式主要包括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及辑佚、索引、汇编、影印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整理图书和古籍整理研究著作不在此次推荐之列。

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最高水平

    专家们认为，该书目能代表目前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最高水平，能为学术界、出版界、文化界所认可，既体现了几十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成绩，又能作为今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范本和标杆。

    推荐图书具有较高的文化传承价值和学术价值，既重视学术文化的总结，又注重学术规范和引领作用。如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作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标志性成果，广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套精善的正史读本，也给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证本。《续修四库全书》作为《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再次编印的最大规模中国古籍丛书，改散见为集中，变稀少为通行，荟萃珍品，功在学林。余嘉锡整理的《四库提要辨正》在古典目录学上的学术地位难以企及，被专家誉为“最能说明古籍整理也同样具有高深的学术性”的图书。

    推荐图书集中反映以原创为核心的创新精神，注重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中挖掘新的文献材料，利用新的整理方法，采取新的出版技术。如《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对目前传世的唐宋时期唯一一部令典首次开展研究和整理，其材料和整理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丛书综录》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古籍目录，其著录、分类、检索等编写体例具有独创性，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范本。

    推荐图书充分体现了优秀古籍整理出版物的典范价值，在整理出版的方法和体例上注重遵循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如《资治通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点校的第一部大型史书，编辑严谨，成为此类古籍整理的范本。《文苑英华》以宋刻残本和明刊本配合影印，校正原书错误，出版说明简要精当，作者姓名索引方便实用，可作为影印古籍的范本。《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对《华阳图志》做了全面的校勘、补遗、绘图、注释，整理者还为此书的整理总结了十四条凡例，堪称古籍整理典范。

    推荐图书融知识性、可读性、权威性为一体，深入浅出地介绍古代典籍，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传统文化普及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聘请朱东润、夏承焘、钱锺书、游国恩等著名学者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和最有价值的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发行累计千万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次推动古籍整理的良好契机

    这次推荐活动不仅是一次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成果的整体检阅，更是一次推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促进全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良好契机。

    活动推出一批具有典范价值的古籍整理出版精品，在学术界、出版业界及广大读者中树立起古籍精品图书的样板和标杆；回顾和梳理了60多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从中总结出整理研究、编辑出版、项目协作等方面的重要经验，为今后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此次活动还将对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优秀人才予以表扬和鼓励，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对古籍整理出版队伍建设的重视程度；活动也是将全民阅读活动推向纵深的一项新的尝试，使传世典籍得到推广和普及。（本报记者 吴 娜 入选图书目录见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