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才是真正的史书”

    此刻，我的位于长江边上的书斋，窗外一片葱绿。我的书斋窗朝南，古人的诗文中屡屡称道的南窗，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面。南窗下的文人生活，值得品味的不在少数，如小酌、烹茶、抄经、清谈等等。当然，点一支陈香，啜一壶普洱，闲闲地读一本故人书——比如崔济哲先生的这本《风语·夜话》，亦是莫大的乐事。

    我与济哲先生神交多年，大约6年前，西安《美文》执行主编穆涛先生将济哲先生的散文集《清唱》寄赠给我。通读之后，对他的文风很是欣赏，故写了一篇《最难是清唱》的读后感。当时对济哲先生散文的印象，是关注身边的人事却不拘泥于这些人事，对时代与世情，既有新闻工作者的敏锐，又有文人的忧患，且行文没有拿腔拿调，总以平实为本。

    《清唱》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一为《风从天上来》，一为《又到界桥，又到界桥》，他都带到武汉来送我。静夜之中，灯下展读，感到他关注的事情不似过去那么宽泛，但文化的视野却越来越宽阔。看得出，他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写纯粹文章的冲动。我这里所说的“纯粹”，是指他的写作动机。他已摒弃了功利性，甚至政治性，开始尝试与自然对话，与历史对话，并在这两种对话的基础上，开始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去年仲秋之后，济哲先生又让天津社科院出版社的编辑寄来《风语·夜话》的书稿。记得书中《相约去看甲骨文》一文说过这样一段话：“一种文字、语言的产生，可能是无声无息的。在无声无息中产生，也会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他说的是甲骨文，也是自己的创作。古代先哲也说过：“凡是泥土中产生的，最终必归于泥土。”这里说出的道理，不是让人沮丧的虚无，而是乐天知命的淡泊。达到了这种境界，就是平常心。用平常心来写作，从气质上说，是去了雕琢；从品格上说，就去了矫饰。

    可以说，《风语·夜话》就是用平常心写出来的作品。这是一本历史散文集，分为《听雪》《谈风》《观云》《说事》四辑，第一辑重文明发端，第二辑重历史事件，第三辑重民俗风情，第四辑重个人历史典藏。

    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如介绍了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了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有“中国考古之父”之誉的李济先生发现了龙山文化，死于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的满清大臣王懿文发现了3000年前的甲骨文，清朝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发现了超级国宝“虢季子白盘”等等，不一而足。也许读者会说，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这些知识很容易得到。然而，在网上搜索到的只能是史实，而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史鉴与史胆，却是作者苦心孤诣的研究。这本散文集中的史鉴与史胆，是值得称道的。

    历来，文人谈史与史家谈史不在一个路数上。《汉书》出自史学家，《史记》出自文学家，史家重脉络，文人重情势；史家重事件，文人重细节。济哲先生注意到这一点，故将自己看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先作纵向的比较，再作横向的分析，然后再确定被写的对象是否有文学的价值。在他的散文中，这种方法比比皆是。历史为经，文学为纬，交织而成的便是这部《风语·夜话》了。

    济哲先生在书中引用了李济先生的名言：“大地才是真正的史书。”换句话说，我们只有读懂了大地，才算真正读懂了史书。这是用文学的语言表述了历史的真谛。济哲先生理解了这个真谛，他的文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他都亲临过。实地踏勘让他获得了挖古的灵感。有趣的是，他不仅从大地，而且还在各种民俗以及饮食中看出中国文化繁衍的脉络。在《说事》一辑中，这样的文章自成系列。特别要提的是，该辑中《醉里挑灯谈酒》这篇文章，济哲先生对中国造酒与饮酒的历史考证甚详，对历代名人饮酒的故事如数家珍，对民间饮酒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读过之后，让我这个准备退役的酒徒又生了无穷的酒兴，真想与既善饮且能豪饮的济哲先生隔空对饮，浮一大白。

    （作者为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此文为《风语·夜话》一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