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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10月11日 星期五

    董桥书事

    作者:侯 军 《光明日报》( 2013年10月11日 14版)

    采撷从前故事,白描绝色青玉案;记得旧时月色,品味历程橄榄香。

     

        ——集董桥书名撰联

     

    (一)

     

        带着金耀基先生写在一张名片上的介绍信,我去拜访董桥。

     

        金先生是在与我畅谈三个多小时之后,力荐我去拜访董桥的。他说,你要想深入了解香港的精致文化,董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人物。说着,金先生抄起电话,拨通了董桥的号码,不巧,没有接听。于是,金先生摸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写道:“存爵兄:兹介绍侯军先生来拜访兄。侯军先生是一位极难得的人,希望兄与他好好谈谈。”写罢,金先生说,董桥一般不见记者,你拿着我的名片去,他一定会很高兴接待你的。

     

        确实如此。当我举着金耀基先生这杆大旗,打电话约见董桥先生时,他当即欣然应允,并与我约好见面的时间,那一天是1997年5月20日。

     

        董桥先生的文章,我当时已经读过一些,譬如三联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两本小书《乡愁的理念》和《这一代的事》,早已是我的枕边书。董桥那优雅灵动、摇曳生辉的文笔,令我心醉令我着迷令我神往。但是,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董桥怎么会属于香港呢?在我的心目中,董桥似乎与香港这座国际商城格格不入。他本该属于苏州的某座名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他也可以属于伦敦郊外的某个小镇,红瓦尖顶的小洋楼,青苔点染的石板路;他甚至可以属于台北敦化南路附近的某条小街,虽然走出不远就是一片片现代高楼,但毕竟还遗存着醇厚的古风古韵——然而董桥却偏偏属于香港。

     

        或许,正是香港所特有的那种浓郁的自由空气,以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合璧、华洋杂糅的文化氛围,给了董桥适宜的气候环境和雨露阳光,使他在这片看似繁华而浮躁的热土上,得以小心翼翼地开垦出一小片水草丰美的后花园,随意点缀上几株幽兰蕙草、几块汉瓦秦砖;或者翻检出几幅维多利亚时代古版书的插图、把玩着几尊古希腊女神的小雕像;每日里在这自造的园林中播种既古典又现代的文化种子,耕耘着半亩方塘里的“文字的绿意”,盘桓沉吟,心游万仞。偶尔泡上一杯英式红茶或中式绿茶,翻开他所中意的某一本闲书,便可与苏东坡、袁中郎、张宗子、毛姆、马克思等等中外先贤,作上一番优雅而机智的对话,时有所感,便随手写下几段长长短短潇潇洒洒的文字,天长日久,一股淡淡的、持久的、魅力撩人的文化馨香,就从这小小的后花园里飘散开去。许多外地人,就是因为读了董桥而改变了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文化观感,这当中就包括我本人。

     

        于是,我像一个寻幽探胜的淘宝者如约而至,轻轻叩开了董桥先生办公室的房门。

     

    (二)

     

        当时的董桥先生,正在一所大学担任校长顾问,而他的办公室就在校长室的隔壁。那天,董桥先生穿着一套灰蓝色的西装,清瘦的面颊上飘着一丝优雅的浅笑。他为我沏了一杯立顿红茶,没有加奶,也没有加糖,微苦而醇厚。当时正值春夏之交,窗外飘着些微雨,屋子里光线有些昏暗,这使背窗而坐的董桥先生面部轮廓有些朦胧。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与董桥先生交谈的核心话题自然是散文。他讲话的声音很轻,音调的起伏也不大,平静舒缓,娓娓道来,而所谈的观点却时见峥嵘,很像他的散文。我甚至觉得,面前的董桥先生又何尝不是一篇精致优雅的散文呢?

     

        那次拜访,我把自己的散文集《青鸟赋》,带给董桥先生请他指教。董桥先生也给我备了一本散文集《英华沉浮录》(第三卷),扉页上已题好了我的名字。此外,我还特意带去两本刚刚面世的《英华沉浮录》第四卷《留住文字的绿意》,请董桥先生把其中一本题赠给我的同事、也是超级董桥迷胡洪侠先生,另一本则由我珍存。我至今清楚记得,当我返回深圳,把那本董桥的签名本递给胡洪侠时,他那满脸兴奋的神情。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洪侠兄已是董桥研究方面的专家,还编了好几本董桥先生的文集。作为他们之间这段“书缘”的引线者,我自然是深感欣慰的。这是后话。

     

        《英华沉浮录》本是董桥先生在《明报》上开辟的一个专栏,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去拜访他时,正处于这个专栏满城追捧的当口上。忽然有一天,一个香港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在董桥先生的专栏里,看到一篇文章写到了我。这让我大为惊异,当即给董桥打电话询问,董桥先生说,确实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你《青鸟赋》里的那篇《榆树钱儿是甜的》,那篇东西写得很精彩,我读了有些感触,就写了一篇《榆树沟里的新闻记者》。怎么,这稿子已经登出去好多天了,你还没看到吗?那好,我马上传真一份给你——

     

        我至今珍藏着董桥先生当时传真过来的这份剪报,我甚至从没见过登载这篇文章的报纸原件。报纸毕竟是易碎品,而文章如酒,愈久愈见真醇。董桥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初识的晚辈如此看重,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撰文评点,真是君子古风,令人感佩。在此后的十多年中,虽说我与董桥先生多次欢聚,但从未当面向他表达过我心中的谢忱,走笔至此,恭敬地向董桥先生道一声谢,请接受这迟来的敬意!

     

    (三)

     

        从香港回来之后,我一直深陷于紧张忙碌的报纸编务而无力自拔,自然也无暇整理与董桥先生的对话录音。直到1998年春天,我才把那次访谈的主要内容整理加工成一篇对话录,题目叫做《珍爱文字的绿意》。写完之后,心中还有几分忐忑,不知是否准确传递了董桥先生的原意。依照多年形成的习惯,我把稿件寄给了董桥先生,请他审阅定稿。很快,董桥先生就写来一封回信——

     

    侯军:

     

        谢谢来信。

     

        谢谢你写出那样好的访谈录。这是真话。

     

        我一向遵守西方的新闻工作者的规矩,人家访问我之后的稿子我不预先看、预先改。那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涉。你这篇也不例外,何况你写得真的很好。第五页的“呀”字可以不要;叶公超一句想是我说不清楚,是我听说的,不是我上他的课。我在台北只见过他一面。

     

        匆祝

     

    平安!

     

        董桥

     

        30-4-98

     

        翻看原稿,发现董桥先生已经用蓝色水笔把信中提到的那两处文字标识出来。由此,我不仅理解了董桥先生的新闻观念,也看到了他对文字的严谨审慎。

     

        这篇关于散文的对话录,先是在我供职的《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刊登,接着又被广州的《东方文化》、天津的《散文·海外版》等报章转载。对我而言,能把董桥先生的散文理念真实准确地传播给内地的文朋诗友,实在是幸莫大焉。

     

    (四)

     

        董桥先生那天与我谈散文,末尾有一段话很值得咀嚼,他说:“我所说的文章最高境界,就是求拙求淡。那就是古人所讲的‘阅尽繁华归于平淡’。平淡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然后,再由平淡走向沉郁。文章要写得沉郁那真是太难了。而我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

     

        说话之间,十多年过去了。董桥先生的文章不仅越写越多,而且越写越精彩,越写越无雕琢痕迹,越写越接近他所追求的为文最高境界,尤其是他近年来推出的忆旧文章,若《从前》《白描》《绝色》《故事》《记忆的脚注》《青玉案》诸作,文笔愈发潇洒,行文更加率性,读之若风拂水面,云游山间,小溪无声而浪花四溅,大山无语而沟壑纵横,着实是褪去浓妆留清秀,芙蓉出水淡无痕。文章写到这个火候,称得上是“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了。

     

        在此期间,我曾数次前往香港拜望董桥先生,每次去董桥先生都要热情地请我吃饭或茶叙,每次也总能获赠他的新书签名本。特别有趣的是,董桥先生在签名时,总会巧妙地把此次会面的缘由和地点,点缀在字里行间,成为获赠者收藏记忆的珍贵标识。譬如,2004年那次见面,正值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董桥系列随笔热销之时,我一次得到了四个签名本,即《没有童谣的年代》《保住那一发青山》《伦敦的夏天等你来》和《回家的感觉真好》,就在其中一册的扉页上,董桥写道:“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侯军来港在富临欢叙。”因了这一笔,每每翻阅此书,当时欢聚的场景都会瞬间奔来眼底。再如,2005年春天,我带着妻女去拜会董桥先生。当时,女儿悦斯刚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她希望能在赴京之前拜见一下心目中的“文章偶像”董桥先生。我给董桥打电话预约时,也把小女的心意转告给他,他很高兴,还专门问了小女的名字。那天,这一老一少自然成了交谈的主角,董桥先生听说小女是学日语的,就向小女隆重推介日本东京“神田町”书店街,说那里的旧书店堪与伦敦的查宁街相媲美,而且中文书籍特别丰富。这番推介对一个求知若渴的孩子而言,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几年之后,女儿就成了神田町的常客。那次会面,董桥先生还给小女带来三本新书:《从前》、《白描》和《甲申年纪事》,在《纪事》的扉页上他写道:“二〇〇五年四月三日下午,在香港文华酒店与悦斯和她的老爸见面。”下面署名是“董桥年方六三”——这是我家收藏的二十几册董桥签名本中,最有特色的一个署名。当然,细心周到的董桥先生也没有忘记把我和妻子“签到”另外一册新书的扉页上。

     

        2010年夏天,香港举办大型书展。这是读书人的节日,自然不能错过。刚好女儿放暑假也在深圳,我们父女俩就结伴赴港去看书。到了香港,我给董桥先生打了一个问安的电话。我知道每次书展期间,各地的书友齐聚香港,董桥先生总会特别繁忙,我就没提与他会面的事情。可他却告诉我当晚正好有一个书友的饭局,且来的客人我都熟识,若胡洪侠、陈子善等,希望我能参加。我犹豫了一下,告诉他我女儿也同行来港了,来者都是长辈,还是不要去添麻烦了。董桥闻言停顿了一下,说,哦,那我要算算位子。我不想让董桥先生为难,就婉言辞谢了他的美意,说等书展结束之后,我和女儿再专程前来拜会先生。打完电话,我们就进展馆看书去了。傍晚时分,洪侠兄来电说,董桥有事找我,一时找不到我的电话号码,让我赶紧给他回电。我立即复电董桥先生,董桥说:“刚刚加出一个位置,你带女儿一起来吧——我也很想见见你的小姑娘。”我相信董桥先生为了这个位子一定颇费周折——当我们父女俩一同赶到古香古色的陆羽茶室,看到董桥订的那个最大雅间,也只有十几平方米、满满当当摆着七八个位子,就更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这番美意了。那天的晚宴气氛热烈,主要是洪侠、子善二兄时不时就文坛书事展开“激辩”,董桥先生多数时间是静听,偶尔也参与几句。我与女儿倒是乐于充当听众的角色。董桥夫人对女儿悦斯十分关照,轻声询问着她的方方面面。董桥先生也两次把小女叫到自己身边,询问她的学业情况。那次见面,董桥先生题赠给我两本新书,一本《记得》,一本《紫罗兰之夜》,在给小女的那本精致的小书《绝色》的扉页上,他写道:“女大十八变,几年不见,悦斯亭亭玉立了。”

     

        2012年春天,牛津出版洪侠兄编选的《董桥七十》,书前有余英时先生《题〈董桥七十〉》绝句七首,第一首诗云:“少时浮海记潜修,文史中西一体收。下笔千言瓶泻水,董生才调世无俦。”这是对董桥先生切中肯綮的评价。抚卷沉思,不禁心生慨叹:初识董桥,他年方五五;转瞬之间,已届七旬了。岁月易逝,文章不老。愿董桥先生的生花妙笔——采撷从前故事,白描绝色青玉案;记得旧时月色,品味历程橄榄香。

     

        (作者注:文末戏撰一联,嵌入董桥九本书名,以博董桥先生及诸位董迷一笑。)

     

        (侯军 文艺评论家,散文作家,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史论专著《中华文化大观》、艺术论文集《东方既白》、散文集《青鸟赋》、艺术随笔《孤独的大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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