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书事

采撷从前故事，白描绝色青玉案；记得旧时月色，品味历程橄榄香。

    ——集董桥书名撰联

（一）

    带着金耀基先生写在一张名片上的介绍信，我去拜访董桥。

    金先生是在与我畅谈三个多小时之后，力荐我去拜访董桥的。他说，你要想深入了解香港的精致文化，董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人物。说着，金先生抄起电话，拨通了董桥的号码，不巧，没有接听。于是，金先生摸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背面写道：“存爵兄：兹介绍侯军先生来拜访兄。侯军先生是一位极难得的人，希望兄与他好好谈谈。”写罢，金先生说，董桥一般不见记者，你拿着我的名片去，他一定会很高兴接待你的。

    确实如此。当我举着金耀基先生这杆大旗，打电话约见董桥先生时，他当即欣然应允，并与我约好见面的时间，那一天是1997年5月20日。

    董桥先生的文章，我当时已经读过一些，譬如三联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两本小书《乡愁的理念》和《这一代的事》，早已是我的枕边书。董桥那优雅灵动、摇曳生辉的文笔，令我心醉令我着迷令我神往。但是，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董桥怎么会属于香港呢？在我的心目中，董桥似乎与香港这座国际商城格格不入。他本该属于苏州的某座名园，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他也可以属于伦敦郊外的某个小镇，红瓦尖顶的小洋楼，青苔点染的石板路；他甚至可以属于台北敦化南路附近的某条小街，虽然走出不远就是一片片现代高楼，但毕竟还遗存着醇厚的古风古韵——然而董桥却偏偏属于香港。

    或许，正是香港所特有的那种浓郁的自由空气，以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中西合璧、华洋杂糅的文化氛围，给了董桥适宜的气候环境和雨露阳光，使他在这片看似繁华而浮躁的热土上，得以小心翼翼地开垦出一小片水草丰美的后花园，随意点缀上几株幽兰蕙草、几块汉瓦秦砖；或者翻检出几幅维多利亚时代古版书的插图、把玩着几尊古希腊女神的小雕像；每日里在这自造的园林中播种既古典又现代的文化种子，耕耘着半亩方塘里的“文字的绿意”，盘桓沉吟，心游万仞。偶尔泡上一杯英式红茶或中式绿茶，翻开他所中意的某一本闲书，便可与苏东坡、袁中郎、张宗子、毛姆、马克思等等中外先贤，作上一番优雅而机智的对话，时有所感，便随手写下几段长长短短潇潇洒洒的文字，天长日久，一股淡淡的、持久的、魅力撩人的文化馨香，就从这小小的后花园里飘散开去。许多外地人，就是因为读了董桥而改变了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文化观感，这当中就包括我本人。

    于是，我像一个寻幽探胜的淘宝者如约而至，轻轻叩开了董桥先生办公室的房门。

（二）

    当时的董桥先生，正在一所大学担任校长顾问，而他的办公室就在校长室的隔壁。那天，董桥先生穿着一套灰蓝色的西装，清瘦的面颊上飘着一丝优雅的浅笑。他为我沏了一杯立顿红茶，没有加奶，也没有加糖，微苦而醇厚。当时正值春夏之交，窗外飘着些微雨，屋子里光线有些昏暗，这使背窗而坐的董桥先生面部轮廓有些朦胧。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与董桥先生交谈的核心话题自然是散文。他讲话的声音很轻，音调的起伏也不大，平静舒缓，娓娓道来，而所谈的观点却时见峥嵘，很像他的散文。我甚至觉得，面前的董桥先生又何尝不是一篇精致优雅的散文呢？

    那次拜访，我把自己的散文集《青鸟赋》，带给董桥先生请他指教。董桥先生也给我备了一本散文集《英华沉浮录》（第三卷），扉页上已题好了我的名字。此外，我还特意带去两本刚刚面世的《英华沉浮录》第四卷《留住文字的绿意》，请董桥先生把其中一本题赠给我的同事、也是超级董桥迷胡洪侠先生，另一本则由我珍存。我至今清楚记得，当我返回深圳，把那本董桥的签名本递给胡洪侠时，他那满脸兴奋的神情。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洪侠兄已是董桥研究方面的专家，还编了好几本董桥先生的文集。作为他们之间这段“书缘”的引线者，我自然是深感欣慰的。这是后话。

    《英华沉浮录》本是董桥先生在《明报》上开辟的一个专栏，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去拜访他时，正处于这个专栏满城追捧的当口上。忽然有一天，一个香港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在董桥先生的专栏里，看到一篇文章写到了我。这让我大为惊异，当即给董桥打电话询问，董桥先生说，确实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你《青鸟赋》里的那篇《榆树钱儿是甜的》，那篇东西写得很精彩，我读了有些感触，就写了一篇《榆树沟里的新闻记者》。怎么，这稿子已经登出去好多天了，你还没看到吗？那好，我马上传真一份给你——

    我至今珍藏着董桥先生当时传真过来的这份剪报，我甚至从没见过登载这篇文章的报纸原件。报纸毕竟是易碎品，而文章如酒，愈久愈见真醇。董桥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初识的晚辈如此看重，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撰文评点，真是君子古风，令人感佩。在此后的十多年中，虽说我与董桥先生多次欢聚，但从未当面向他表达过我心中的谢忱，走笔至此，恭敬地向董桥先生道一声谢，请接受这迟来的敬意！

（三）

    从香港回来之后，我一直深陷于紧张忙碌的报纸编务而无力自拔，自然也无暇整理与董桥先生的对话录音。直到1998年春天，我才把那次访谈的主要内容整理加工成一篇对话录，题目叫做《珍爱文字的绿意》。写完之后，心中还有几分忐忑，不知是否准确传递了董桥先生的原意。依照多年形成的习惯，我把稿件寄给了董桥先生，请他审阅定稿。很快，董桥先生就写来一封回信——

侯军：

    谢谢来信。

    谢谢你写出那样好的访谈录。这是真话。

    我一向遵守西方的新闻工作者的规矩，人家访问我之后的稿子我不预先看、预先改。那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涉。你这篇也不例外，何况你写得真的很好。第五页的“呀”字可以不要；叶公超一句想是我说不清楚，是我听说的，不是我上他的课。我在台北只见过他一面。

    匆祝

平安！

    董桥

    30-4-98

    翻看原稿，发现董桥先生已经用蓝色水笔把信中提到的那两处文字标识出来。由此，我不仅理解了董桥先生的新闻观念，也看到了他对文字的严谨审慎。

    这篇关于散文的对话录，先是在我供职的《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刊登，接着又被广州的《东方文化》、天津的《散文·海外版》等报章转载。对我而言，能把董桥先生的散文理念真实准确地传播给内地的文朋诗友，实在是幸莫大焉。

（四）

    董桥先生那天与我谈散文，末尾有一段话很值得咀嚼，他说：“我所说的文章最高境界，就是求拙求淡。那就是古人所讲的‘阅尽繁华归于平淡’。平淡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然后，再由平淡走向沉郁。文章要写得沉郁那真是太难了。而我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

    说话之间，十多年过去了。董桥先生的文章不仅越写越多，而且越写越精彩，越写越无雕琢痕迹，越写越接近他所追求的为文最高境界，尤其是他近年来推出的忆旧文章，若《从前》《白描》《绝色》《故事》《记忆的脚注》《青玉案》诸作，文笔愈发潇洒，行文更加率性，读之若风拂水面，云游山间，小溪无声而浪花四溅，大山无语而沟壑纵横，着实是褪去浓妆留清秀，芙蓉出水淡无痕。文章写到这个火候，称得上是“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了。

    在此期间，我曾数次前往香港拜望董桥先生，每次去董桥先生都要热情地请我吃饭或茶叙，每次也总能获赠他的新书签名本。特别有趣的是，董桥先生在签名时，总会巧妙地把此次会面的缘由和地点，点缀在字里行间，成为获赠者收藏记忆的珍贵标识。譬如，2004年那次见面，正值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董桥系列随笔热销之时，我一次得到了四个签名本，即《没有童谣的年代》《保住那一发青山》《伦敦的夏天等你来》和《回家的感觉真好》，就在其中一册的扉页上，董桥写道：“二〇〇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侯军来港在富临欢叙。”因了这一笔，每每翻阅此书，当时欢聚的场景都会瞬间奔来眼底。再如，2005年春天，我带着妻女去拜会董桥先生。当时，女儿悦斯刚被保送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她希望能在赴京之前拜见一下心目中的“文章偶像”董桥先生。我给董桥打电话预约时，也把小女的心意转告给他，他很高兴，还专门问了小女的名字。那天，这一老一少自然成了交谈的主角，董桥先生听说小女是学日语的，就向小女隆重推介日本东京“神田町”书店街，说那里的旧书店堪与伦敦的查宁街相媲美，而且中文书籍特别丰富。这番推介对一个求知若渴的孩子而言，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几年之后，女儿就成了神田町的常客。那次会面，董桥先生还给小女带来三本新书：《从前》、《白描》和《甲申年纪事》，在《纪事》的扉页上他写道：“二〇〇五年四月三日下午，在香港文华酒店与悦斯和她的老爸见面。”下面署名是“董桥年方六三”——这是我家收藏的二十几册董桥签名本中，最有特色的一个署名。当然，细心周到的董桥先生也没有忘记把我和妻子“签到”另外一册新书的扉页上。

    2010年夏天，香港举办大型书展。这是读书人的节日，自然不能错过。刚好女儿放暑假也在深圳，我们父女俩就结伴赴港去看书。到了香港，我给董桥先生打了一个问安的电话。我知道每次书展期间，各地的书友齐聚香港，董桥先生总会特别繁忙，我就没提与他会面的事情。可他却告诉我当晚正好有一个书友的饭局，且来的客人我都熟识，若胡洪侠、陈子善等，希望我能参加。我犹豫了一下，告诉他我女儿也同行来港了，来者都是长辈，还是不要去添麻烦了。董桥闻言停顿了一下，说，哦，那我要算算位子。我不想让董桥先生为难，就婉言辞谢了他的美意，说等书展结束之后，我和女儿再专程前来拜会先生。打完电话，我们就进展馆看书去了。傍晚时分，洪侠兄来电说，董桥有事找我，一时找不到我的电话号码，让我赶紧给他回电。我立即复电董桥先生，董桥说：“刚刚加出一个位置，你带女儿一起来吧——我也很想见见你的小姑娘。”我相信董桥先生为了这个位子一定颇费周折——当我们父女俩一同赶到古香古色的陆羽茶室，看到董桥订的那个最大雅间，也只有十几平方米、满满当当摆着七八个位子，就更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这番美意了。那天的晚宴气氛热烈，主要是洪侠、子善二兄时不时就文坛书事展开“激辩”，董桥先生多数时间是静听，偶尔也参与几句。我与女儿倒是乐于充当听众的角色。董桥夫人对女儿悦斯十分关照，轻声询问着她的方方面面。董桥先生也两次把小女叫到自己身边，询问她的学业情况。那次见面，董桥先生题赠给我两本新书，一本《记得》，一本《紫罗兰之夜》，在给小女的那本精致的小书《绝色》的扉页上，他写道：“女大十八变，几年不见，悦斯亭亭玉立了。”

    2012年春天，牛津出版洪侠兄编选的《董桥七十》，书前有余英时先生《题〈董桥七十〉》绝句七首，第一首诗云：“少时浮海记潜修，文史中西一体收。下笔千言瓶泻水，董生才调世无俦。”这是对董桥先生切中肯綮的评价。抚卷沉思，不禁心生慨叹：初识董桥，他年方五五；转瞬之间，已届七旬了。岁月易逝，文章不老。愿董桥先生的生花妙笔——采撷从前故事，白描绝色青玉案；记得旧时月色，品味历程橄榄香。

    （作者注：文末戏撰一联，嵌入董桥九本书名，以博董桥先生及诸位董迷一笑。）

    （侯军 文艺评论家，散文作家，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史论专著《中华文化大观》、艺术论文集《东方既白》、散文集《青鸟赋》、艺术随笔《孤独的大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