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视角下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

    文化作为国家、民族所赋有的特征，通常受到所归属国家、民族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尽管文化多样性有所提升，但传统的翻译过程无法完全使文化之间达到对等。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文化研究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兴起，翻译也逐渐从过去囿于文本和语言的静态系统，开始向文化研究靠拢，在翻译研究中逐步突出和体现“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得以从纯语言的研究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与文化研究紧密联合在一起，使翻译这门“边缘学科”走到了学术的中心，为翻译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含义及特点

    翻译“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意指翻译超越了文本和语言本身，尤其强调和关注译入语和原文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翻译对文化的影响与促进作用。其内涵在于关注社会、文化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作用。翻译的过程中，语言不再是重点，而是强调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行为。“文化转向”倡导将翻译放到文化大背景和社会语境之下考察，关注文化语境、历史规约等宏大背景，更为宏观地去描述翻译研究，最终将研究范围从纯语言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

    据此，翻译“文化转向”的突出特点是将翻译过程看作宏观的文化转换。相较于传统的翻译行为中斟酌“怎么译”的问题，翻译的“文化转向”则针对文化冲突解决了“不可译”的问题，并从译者主体性和译语所属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这种边缘的、模糊的和开放的现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进一步发挥的空间。翻译“文化转向”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当代，高效的信息传播和各类媒体让经济全球化与文化之间关系紧密，其载体就是翻译。首先，翻译“文化转向”摆脱了文字束缚，强调文化适应和文化交流，这使得翻译成为一种调适和创造的过程，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和谐与进步；其次，它还强调目的语文化的对等，使持不同语言的人群能进行平等的思想交流；最后，它关注目的语读者的情感，使得翻译能达到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的目的。

“文化转向”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影响

    促进了中国翻译学学科的进步。“文化转向”从文化层面整体剖析和考察了翻译过程，它将原有的语言和功能逐一对等的狭隘的翻译理解，逐步演变为宏观的跨文化文本转换，关心译文的跨文化交际过程对社会巨大的反作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进一步完善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架构。

    尊重文化多样性和翻译主体性。“文化转向”传播至中国以来，翻译界充分维护了语言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刻警惕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现象，反抗各种形式的文化不平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得到突出体现，更多地强调开放与文化对等交流的信息。

    为中国翻译界获得国际平等的话语权指明方向。中国翻译界在国际学术界处于弱势，翻译理论研究较之西方更显薄弱，缺少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机会。文化研究提倡的“反霸权、反权威、去中心”主张符合中国翻译界迫切希望与国际交流和平等对话的渴求，以争取所在领域的话语权。

“文化转向”视角下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

    文化研究与语言研究共存。翻译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但是，文化研究对于翻译学科的构建而言，是一种瓦解翻译研究旧有范式、扩大学科范围的策略，而不是翻译研究的唯一内容。将文化内容视为翻译研究的全部，反而限定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对翻译研究的发展是一种束缚。因此，翻译研究应该是局部的“文化转向”，不能忽视翻译研究的多元性。语言研究属于应用翻译学范畴，有规约性和前瞻性，能很好地指导翻译实践，完全可以和文化层面共存，与文化层面的研究互为补充。

    重视MTI人才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培养应该被视为一个系统工程，是翻译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国正下大力气培养翻译专业硕士（MTI）。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158所高校开设了翻译硕士专业。令人遗憾的是，翻译硕士的培养重心大多侧重于应用翻译学范畴，即传统翻译过程中的翻译技巧和翻译实践，忽视了文化研究对翻译学科的发展作用。因此，在翻译“文化转向”大背景下，应该大力培养文化研究型翻译人才，例如在翻译硕士的培养方案中设置更多的文化研究类课程。

    关注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如前文所述，文化研究的兴起带来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反过来分析，翻译研究也可以对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即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经历了30多年的平行发展，现在两个学科联合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既然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那么也正是文化研究朝“翻译转向”的时刻。经济全球化时代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各种思潮、意识形态、学术观点异彩纷呈，跨文化和跨学科成为各领域研究的热点。因此，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推动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于翻译学科的未来发展显得格外重要。（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多元文化理论下的中国翻译研究［项目编号2009JBM12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