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不仅仅是功能先进、结构繁复、设计精湛的古罗马,所有的城市都不是一天建成的。时代的进步、文明的演变、技术的换代、文化的累积,砖和瓦垒不起城市,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长久融合、发展才形成了今天城市的模样。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然而,还来不及思索城市如何兴、怎样建,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造城运动”就已风起云涌。有报道称,全国有144个城市要建200个新城新区。假设有一部藏在云端的摄像机,一定会拍下名目繁多的圈地造城、围海造城、削山造城等运动正蜂拥而起,热闹上演。
整齐划一的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功能齐全的架构,但是,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新城就是我们的家园吗?当离开土地的农民来到这个崭新的环境四顾茫然,当高大密集的楼盘中少有人烟,偌大城区夜晚只有两三成灯光点亮,当政府以扩张的名义圈起大量土地,却发现不知道该用什么实质性产业去填充。城市的“设计者”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产业发展远远没能跟上城市建设的脚步,甚至已经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他们的错误在于推理上的本末倒置,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是与城市发展内在要求相统一的,正是城市经济发展才带来对土地的需求,而不是反过来,有了土地就一定可以发展经济。
同样的追问是,是不是生活在城市就是“城市人”了?是不是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就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是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愿意来到城市过上所谓的现代化生活?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那么它所导致的结果恐怕是要与本意背道而驰的。
“拆旧城,建新城”、消灭“城中村”是当前各地造城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但我们看到,有太多的原有居民在为村庄坚守,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还不强。这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故土难离。不仅因为这块土地关系到人们既有的生活习惯、传统观念、思想文化等,更与当地的生产力水平、生活状况密切相关。不可否认,城镇还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城镇较高的生活成本等,都使农民望而却步。一些农民虽然已在城市就业、生活甚至定居,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没有把户籍转入城镇;他们在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与城镇居民还有差别。他们不把自己当作、也不被别人当作“城里人”。城市高楼虽美,但并非对谁都适合。
人口密集、商业发达、从事非农生产——这当然是城市,但不是城市的本质。城市的本质要求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超越家庭之上的“社会联系”。城市本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实体,各种功能有机地交叉着、协调着、互动着,是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历史而自然的呈现。为造新城,有的地方急于推掉那些看似陈旧、落后的建筑,人为将城市划分为各类区域,如“政府办公区”“生活居住区”“商业购物区”“文化娱乐区”“历史风情保护区”等等。这些硬性的“谋篇布局”不仅使城市生活变得机械、单一、死板和不便,同时破坏了丰富、自然的城市生活气息,与城市发展本质完全是南辕北辙。
城市化总体上代表着一种社会进步,一种与乡村相比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一种更加有效的区域生产组织模式。但是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城市化不是人为或凭空而来的,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必然趋势,它不会随着人们的喜恶偏好而改变或转移,同样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主观意愿所能设计和架构的。可以预料,中国的许多城市如果不能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那么过热的造城运动将无法避免城市发展的无序化。而各地建起的“空城”“鬼城”恐怕还要闲置很多年,等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节拍跟上来。
当然也有人会说,“造城”只是开发走在了需求的前头。如同20多年前开发浦东时,也曾涌现出铺天盖地的“泡沫论”,但如今那里却成了发达的商贸金融中心。对于那些没有上海特殊优势的城市来说,在一个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阶段,这种“先盖好房子再等着人来”的方法最终会不会失效?更何况,造城背后,原有城市文明的永久性损坏和地方财政债台高筑的现象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避免造城步入恶性循环关键是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一方面,在进行各项城市发展规划时,要多征询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增加规划的科学性、可行性。必须看到,城市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产业的支撑,没有充分释放劳动力的传统优势产业或特色新兴产业,城市很难聚积人气,让人们落地生根。另一方面,要通过有效监管和相关法律保障,对权力形成强力约束,遏制住地方政府一拥而上的造城冲动和不切实际的盲目城市规划。(新闻观察员 温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