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与经学学术

    同治帝在位期间，晚清中国在长久积弱之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复振，史称“同治中兴”。这段时间政治相对安定，经济有所恢复，外交获得喘息之机，新兴的军事工业开始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也体现出相当的活力。地方督抚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中央政府以恭亲王、文祥等为主，“中兴名臣”上下努力，使得古老文明于衰败至极的地步得以恢复和延续。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同治中兴”在“急务”和“下手工夫”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其实“同治中兴”在思想文化的意义上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内容。曾国藩等“中兴名臣”积极倡导复兴书院教育，在大兴科举、网罗人才的同时，也着手兴办新式教育，在组织翻译西洋学术著作的同时，也通过金陵书局等机构有计划地主持经典学术著作的刊刻出版。这些举措都在客观上推进了晚清学术研究（包括经典研究）的发展与转型。

    同治年间的经典研究既承续乾、嘉、道、咸“长于求是”而“征其文明”（章太炎语）的经学传统，又在古今、新旧之间“具扶微补绝之心而非牢守一家”（章太炎语），从而形成了开放与均衡的经学学术生态。这其中，“中兴名臣”本身的学术格局阔大也有楷模学林之功。曾国藩之所谓“经术”已经从传统的儒家经典拓展到“禹、墨、老、庄”，皆尊之为“圣人”，“可师不可弃”，具有强烈的典籍重构意味。其《圣贤画像记》作于咸丰九年，选取三十三位圣贤先儒，体现出会通汉宋、调和今古的学术襟抱，开启了同治经学研究的新风尚。王国维说道咸以来之学“言经者及今文”，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间，同治年间的经典研究能够均衡发展、不偏一隅。仅以曾国藩幕府及友人群体为考察对象，古文经学家俞樾、陈奂、莫友芝等的经学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今文经学为矫古学考订之偏，提出“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的学术纲领。湖湘今文经学的崛起，也是同治年间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王闿运远继湖湘学派以魏源为代表的经学传统，在同治年间撰写了《春秋事比》《谷梁申义》《尚书大传注》《今古文尚书笺》《诗补笺》等经学著作，兼采今古文经学传说，辨析旧疏之误，颇多心得独到之处。王先谦在同治年间已开始撰写《三家诗义通绎》，究心齐、鲁、韩诗逸说，章太炎赞其“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同治年间今古文经学的发展都深沾曾国藩治学理路的泽惠，并因而成为“同治中兴”泽及文教的一项例证。

    以固有的经典思想格局权衡西学，是同治学术的一个显要特征。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延续近代士大夫会通中西的思想传统，再次提出“识夷情”、“师夷智”的主张。冯桂芬本来是经学家，代表作为《说文解字段注考证》。他与曾国藩过从甚密，其中西学术的观点深受曾的影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无论“人无弃材”等四项标准，还是“道在反求”的解决方略，都来自轴心期的经典学术固有的宏阔眼界。“三代圣王之法”的经典智慧也支持了近儒老实承认“不如夷”的理性与清醒。曾国藩极赞赏《校邠庐抗议》，称其“释古今之纷”，“是名儒之论”。郭嵩焘也以礼学名家的经典眼光审视欧西社会生态，提出“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为中西学术共通之精义，并赞赏欧西科学的发达，谓“此邦格致之学，无奇不备，可以弥天地之憾”。同光之际的开明士大夫能够以旧学根柢，理解新学之奥妙，也是因为经典思想格局当中本有通变日新的意蕴与潜能。试举一例：张之洞撰成于光绪元年的《书目答问》体例恢弘，指引门径，嘉、道、咸、同四朝的经典研究至此得到比较完整的总结。而其作于光绪二十一年的《劝学篇》则以“权衡新旧”为宗旨，《外篇》已基本囊括同光之际新学的主要内容，并“察其是非损益”，对欧西新学的理解是深刻的。

    同治时期经学学术的新变，是“经济之学”的独立。曾国藩早年与唐鉴、倭仁研习义理之学，但并不认同他们的“经济之学在义理之内”的看法，而主张“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曾国藩“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并欲补修《五礼通考》而增“盐漕赋税”一编，其实是以礼学为枢纽，统和连结形而上的道德心性与形而下的经世致用。这正是曾国藩与那些对抗“中兴”新政的迂阔理学家们的区别。曾国藩的“经济之学”能够不废经典的依据，又在“孔门四科”中挺立其相对的独立地位，既有效回应了时代的现实挑战，又丰富和发展了道咸以来的经典研究。郭嵩焘对《礼记》的研究和对经世之学的贡献都是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行的结果。

    “同治中兴”的学术际遇肇始于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在中学的深湛学术传统尚未完全失落，而西学的新鲜活力因素也尚未“定于一尊”之时，“大变局”的因缘际会造就了“同治中兴”时期的开放而均衡的学术生态。此后，由于整个民族承受着“亡国灭种”的压力，不得不聚焦于“救亡图存”方略的抉择，经学的学术转型也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一度走向《孔子改制考》式的急进与失衡、仓促与不安。今日重温同治年间经学研究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其开放、均衡的学术生态结构本身，还是其成绩与教训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作者单位：吉林大学中文系）